“告我？行啊，找我們頭而去，他就後頭呢。快去。快去……”
這麼一聽，也是巧了，邊建功居然是跟頭些日子院兒裡的羅師傅一樣，也是為了買散啤的事兒急眼了。
但區別在於，羅師傅氣的是飯館私自漲價，多加了兩分錢。
到了邊建功這會兒，情況顯然更惡劣了。
看這意思，因為緊缺，飯館已經不單賣啤酒了。
顧客想喝，必須得得搭售一個菜才行。
不過話說回來了，飯館這邊也有飯館的苦衷，負責開票的這位也有人家的無奈。
因為這就是市場供需不匹配導致的矛盾，商品價格又不敢一下子放開的必然結果。
誰也沒轍。
要說起啤酒這東西啊，其實老京城人並不是一開始就待見它的，對這玩意有一個相當長的適應過程。
像建國後，除了少數家境優越的人，京城的普通市民對啤酒的味道是很抗拒的。
大多數人不僅品不出它的香味兒和殺口勁來，還諷稱其為“湯藥”、“馬尿”。
後來到了六十年代初，因為散啤價錢便宜啊，比汽水冰棒都解渴。
才使得人們因為囊中羞澀勉強自己改變口味，從不接受到逐漸接受。
結果適應了就一發不可收拾，因為從本質上說，散啤還是一種癮品。
於是七十年代成了“散啤”消費增長的黃金時代。
就這樣，京城的人們開始愛上了它，然後就變成了趨之若鶩的“追捧”。
只是雖然喝得人越來越多了，啤酒的產量卻沒能隨之增長。
很快，人們就發現市面上“散啤”變得越來越不好買了。
價格也從兩毛一升，兩毛六一升，四毛一升，一直漲到了現在的五毛六。
到了今年的夏天，京城幾乎所有老少爺們都已經把打一暖壺“散啤”，當成消夏必不可少的享受了。
偏偏此時的京城卻還是隻有兩家裝置陳舊的老啤酒廠。
一家是民族資本“雙合盛”改的“五星啤酒廠”。
一家就是過去小鬼子“麥酒株式會社”改的“京城啤酒廠”。
這兩家啤酒廠哪怕開足最大馬力，一個月也只能生產不到三千噸啤酒。
如果按照當時京城四百餘萬人口計算，每人每月還分不到一瓶。
可就是這麼一點也不能全部投放到市場上去。
因為大部分生產出來的啤酒都賣給了協作單位，沒有進入市場。
還有一部分是專門供應特殊商業系統、大賓館和政府招待所的。
實際上普通消費者能買到的啤酒每月不足百噸。
這一百噸絕大部分還都是散裝啤酒。
想想看吧，這口子有多大。
按三千噸算，每月一個人論不到一瓶。
一百噸就更甭說了，連一酒盅都到不了。
所以這一年也就成了京城有史以來，啤酒供應最緊張的一年。
那麼本來就供應趨緊的夏季，當然是這一年供需矛盾爆發，到達極致的時候了。
這一年，京城啤酒稀缺到了什麼程度呢？
儘管每天上午十點左右就有人持暖壺、塑膠桶，望眼欲穿的企盼著送啤酒的汽車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