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處逆境，秘魯華工渴望來自祖國的關懷，曾先後兩次透過駐秘美國使館官員寄回控訴呈詞。
萌總裁手中的一份呈詞中寫到：“溯自到埠以來……工夫不斷於晨昏，力役無間乎寒暑……惡夷等恃富凌貧，喪良藐理，視合同如故紙，等人命於草芥。衣食工銀惟知吝嗇，憔悴憊倦莫肯恤憐。常見苛求，恆加打罵，或被枷鎖而力作，或忍飢寒而耕鋤……負屈難伸，含冤莫白……爰具公呈懇恩拔。”
該呈辭於次年4月16日遞交清政府，與清政府並未簽約的秘魯私下販運華工的行徑終於曝光，無約之國秘魯公然透過澳門販運、虐待華工，這不得不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視。
“清政府無能！”萌總裁嘆口氣，將這份呈詞放下了，“不看了，越看越生氣。”
卡特莉娜卡芙公主笑道：“是總裁自己非要看，弱國無外交，交給李鴻章確實是不錯的，他能受氣，總裁不能。”
秘魯販賣華工的行徑也引起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不滿。
19世紀中期以後，澳門取代廈門成為西方販賣華工的中心，據不完全統計，18641873年10年間有117429名華工從澳門被販運出洋，其中多數到了古巴和秘魯。
而澳門華工的販賣主要操縱在西班牙、葡萄牙、秘魯三國手中，1873年澳門的豬仔館有300多所，均為葡萄牙、秘魯和西班牙三國人所開。
澳門華工販賣生意的興盛影響了美、英等國的利益，因為這些國家同老牌的殖民主義國家西班牙、葡萄牙不同，它們需要的是擴張國外的商品市場，而不象西、葡兩國把華工買賣當作是自己與東方的唯一貿易，它們自然無法容忍澳門苦力貿易對自己所謂“合法”貿易的衝擊和干擾。
所以，英、美“即使不從崇高的動機出發，也不得不為了自衛，採取有效步驟來制止這種對於他們的利益如此危險的買賣”。
秘魯“瑪也西”號滿載，200多名華工回國，這些華工被“糜在艙底如幽囚，陰風白日生湫湫。
豺狼驅羊一何急，或斷其發或摧頭”，可謂受盡虐待，在經過日本橫濱海域時，有一名華工投水被救，日本當局扣留了“瑪也西”號船，並根據“無約之國有事即由有約英、美各大國訊斷的慣例，通知了清政府與英、美等國領事共同進行調查，該船的船長及船上的所有230名苦力都被提審。
“這是第一次對一般苦力船的船長進行審訊，並對其行為定罪”，因此該事件有著深遠的國際影響：首先，它比苦力貿易的任何其他醜聞更引起廣泛的關注，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了苦力貿易的罪惡。其次，它證實了在運送苦力前往外國途中被指控的弊端。最後，此次審訊還使秘魯和葡萄牙成為全世界注目的中心……迫使兩國政府禁止苦力貿易。”
而此時秘魯的甘蔗、棉花生產及鳥糞開採正處於繁榮時期，急需大量勞動力，因此，“確立使中國滿意，使秘魯評論界和國際輿論界也都滿意的允許繼續進口中國勞工的另外的條文，成為秘魯政府的一項重大的任務。曾籌劃過一時的向中國派遣使節一事，不能再拖延了。
使節必須立即踏上征途，必須取得成功，否則秘魯經濟將遭到無可挽回的損害。
海軍上校葛爾西耶被任命為出使日本與中國的特命全權公使。並且很快在日本達到預期的目的，為向神秘的東方帝國交涉積累了經驗。
秘魯使臣踏上了通往中國的道路，開始了交涉與談判。
經過萌總裁授權，李鴻章開始和秘魯人艱苦的談判，雙方共經過三輪艱難異常的談判。
從一開始，中秘談判分歧的焦點就集中在先遣返華工還是先立約上。
萌總裁的意思是——讓秘魯無條件返還華工，路費由華國出，秘魯自然不肯，幾百萬華工呢！
秘魯政府要求葛使中國之行所要達到的最大目的是：推動建立秘魯政府與中國政府間的直接、坦率和誠摯的聯絡並使其以條約的形式確定下來。
華國總裁秘書處給李鴻章的函件中則要求“因聞秘魯有陵虐華工之事，令將華人全行送回中國，並宣告不準招供，方能商議立約。
雙方的第一次正面交鋒中，秘使聲稱該國“現有華人十萬餘，在該國或做生意或當工人，均甚相安，並無陵虐受苦之事，各處新聞紙傳聞失實、編造謠言，萬不可信。
李鴻章則表示秘魯“向與中國未曾通商，乃拐騙多人出洋，疊經控發有案……不獨中國百姓所共恨，亦為西國友邦所共知”，“今惟全數送回方可與商公事。”
並以同治九年美公使轉遞秘魯華工呈詞作為證據，該使則辯稱“……實無此情……華人皆自願前往，現多在秘魯開鋪住家，不欲回中國，何能強令全行送回，惟中國應該保護，本國緣恐中國不相信睦，故來此議商以後如何設立章程保護之法……我國恐華工吃虧，派大臣前來好意商量，在我國並無錯處，中國若不與商量，恐各國評論亦有不是”，並表示“若中國仍不見信，請先派員往秘魯確查”。
李鴻章則表示“該國毒害華人至多，誰肯去充領事，或致孤掌難鳴……此事難得商量。
雙方不歡而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