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所料，李嗣昭與周德威果然率部追擊，也果然認定氏叔琮在高崗之後留有埋伏，不敢復追。
氏叔琮得以安全撤回潞州。
藉著汴軍撤退的機會，河東李克用奪回了慈、隰、汾三州。
第三次太原之圍有驚無險地化解，但這對河東勢力的打擊是非常大的，元氣大傷，此後一連數年，李克用都無力與朱溫爭霸。
對李克用心理的打擊更是幾乎致命，甚至使李克用一度陷入信仰危急，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被打到懷疑人生。
戰後，李克用召開會議，指出必須儲蓄糧食、修繕甲兵、強化防禦工事，以應對汴州方面的威脅。。
謀士李襲吉卻針鋒相對地表示反對，指出國家的富足不在於倉儲是否充實，軍隊的強大也不在於數量的多少，人民只願意歸附有德之人。苛政猛於虎，橫徵暴斂，只會瓦解民心，動搖根基。
李克用的建議看似相當合理，囤積糧草、招兵買馬、修築工事，然而秣馬厲兵必須在休養生息之後。如今大戰新敗，百業待興，不宜整兵備戰，大搞軍備競賽；囤積糧草，就是要加重人民的賦稅；廣募軍隊，就是向人民掠奪勞動力；修築城池，更是要徵調民力。
所以李克用的建議等於是橫徵暴斂，加重人民的負擔，從而激化內部矛盾。
任何事物都不能脫離外在環境而單獨存在。國家的大政方針同樣不存在“萬金油”，沒有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無論是重農抑商，還是閉關鎖國，都要放到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去評判。
所以李襲吉引經據典，駁斥李克用“秣馬厲兵”的政策。
隨後，李襲吉給出了自己的意見，說變法不如培養人才，改革不如遵循舊規。還舉例說韓建積蓄錢糧無數，是關西集團中家底最殷實的，卻第一個向朱溫投降；王珂也不斷變法，卻最終投降朱溫；定州王處直的城池高大，也臣服於朱溫；當年蔡州秦宗權的軍隊眾多，也照樣灰飛煙滅。
變法也好，改革也好，必然會觸動一部分人的利益，而這部分人往往是位高權重的既得利益集團，從而引起他們劇烈的反彈和抗爭。從古至今，變法的背後都是無數的流血和犧牲。對於一個政權來說，變法和改革就等於做一次大手術。而對於現在的李克用來說，他的河東集團已經是百病纏身、奄奄一息，難以經受住折騰，所以李襲吉才會主張一動不如一靜，遵循舊制。
李襲吉並不是反對所有的變革，他指出，應該從上而下地提倡節約，戒除奢靡，愛護人民、減輕徭役，勸課農桑，發展經濟；用武官平定禍亂，而由文官來治理百姓，錢糧的排程支取也該完善起一套嚴格的制度，司法系統也要加強規範化，不能濫賞濫罰，杜絕貪贓枉法。
李襲吉也在“變法”，只不過他把改革的矛頭指向了河東勢力的頂層圈子——沙陀貴族。
李克用的親衛軍全部由沙陀人和其他少數蠻夷部族組成，他們往往野蠻兇殘，目無法紀，經常仗勢欺人，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無惡不作，給河東人民造成了極大的痛苦。
要變法，先治他們。
除了謀士李襲吉，李克用的兒子李存勖也十分反感這些沙陀貴族，勸李克用對其加以約束。
李克用卻不以為然，替這幫“八旗子弟”開脫道：“他們追隨我幾十年，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現在，府庫空虛，無力負擔軍餉，甚至不得不靠出賣戰馬來勉強維持。而各地藩鎮都在高薪聘請勇士，如果我執法太嚴，他們必將一鬨而散，各奔前程去了。等緩過這股勁兒來，再慢慢整頓軍紀吧。”
李存勖無可奈何，只好說些李克用愛聽的話，比如否極泰來，比如朱溫是靠蠻力和權術發展起來的，口碑不好，而咱家世世代代忠貞不二，雖然暫時落魄，但早晚能幹掉賊子朱溫。
李克用聽了很是歡喜，認為兒子說的很有道理，於是更加對他另眼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