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銘笑，“確實如此，也就從這年才不蹭室友的臉盆，一直持續到畢業。甚至畢業的時候，我們班的學生拿62元，我就能拿到78元了。因為我的工齡是從49年開始算的，所以這點對於我來說是很挺有利的。”
說到最後，高先生感慨。
“我這一生啊，早年喪父，家道中落，嚐盡了世間幸苦，也遇到了不少好人，比如早年的劉先生，他教我讀書，教如何背書，從那起我心中才種這顆種子，讓我在看書的時候，習慣性去背誦，這個習慣，對我以後的學習大有裨益，如果沒有劉先生，也就沒有的我了。”
至此，高銘先生的如何考上北大的故事，也清楚了。
“我很少跟外人提及我這些經歷，年少是太苦，不願意跟別人說，青少年時候太孤僻，沒人願意聽，青年時期，亦是如此，也就中年釋懷了。當然，要不是蘇亦這小子，我這些經歷也不願意講，因為，對小許小馬你們沒有幫助，講給蘇亦這小子聽一聽，興許讓他明白，少年可貴。”
許婉韻說，“我們這也是沾光了。高老師的故事對我們同樣也有激勵作用的，我這段時間翻看文獻都有些看不下去了。今天聽到高老師的故事，反而覺得自己還是太懶了。”
馬世昌說，“人都有惰性，我也是如此，這段時間考上北大以後，感覺懈怠很多，高老師的故事，也讓我感慨良多，以前覺得自己求學之路充滿艱辛，現在反而覺得是一種幸運。”
高銘先生搖頭，“我是苦過來的，所以整個少年時代都有些壓抑，這樣不好，苦大仇深，習慣性頂著一張苦瓜臉，反而不希望你們跟我一樣。尤其是蘇亦，各位老師都感覺你跟一個小老頭似的，除了圖書館就是教室宿舍，啥活動都沒有，這不行，我之前跟你們俞老師聊到你，覺得你小子太過緊繃，擔心你把自己壓垮了，結果，發現你突然參與社團活動，大家反而充滿驚喜。”
俞先生笑，“也確實給我們不少的驚喜。”
高銘也說，“你的很多詩歌，我們都喜歡，甚至，我家小子也喜歡。”
“啊？”蘇亦意外。
俞先生解釋，“高老師的大兒子在中國音樂學院讀書，而且還是作曲系的，以後就是一個音樂家了。”
高銘先生笑，“別誇他了，一天到晚就沒個正形，週末剛回來，原本想讓他跟蘇亦你們見一見的，結果，人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
許婉韻笑，“蘇亦你要火遍北京了，連你的歌都傳到中國音樂學院了。”
蘇亦哭笑不得，“婉韻姐，你別打趣我了，那些就是唱著玩的，當不得真，上不了檯面，咱們還是繼續聽高老師的故事吧，別說我了。”
俞先生笑，“老高，你繼續吧，不然，蘇亦都害羞了。”
高銘先生說，“接下來也沒啥好講的了。”
許婉韻說，“可以說說，高老師你為什麼會專攻古文字學，這個方面應該挺有趣的。”
高銘先生說，“那就要先從當時給我們授課的老先生開始了。除了蘇亦外，小許跟小馬你倆都讀過本科，應該知道，咱們考古專業的課程比歷史專業要多，當時，我們歷史課是跟歷史專業的學生一起上的，中國史部分，夏商周是張政烺先生，秦漢是餘遜，唐代是週一良先生，宋代則是鄧廣銘先生，明清則是許大齡，近代史則是邵循正先生，都是國內相關領域的權威，稍微年輕一點許大齡鹹澀會給你，所以，聆聽諸位先生的教誨，讓我受益匪淺。”
聽到這段話。
眾人嘆息。
蘇亦說，“現在只有許大齡先生還在講臺上了，前段時間，許先生還生病了。”
提到許大齡先生，眾人嘆息。
高銘先生有些意外，“許先生怎麼了？”
許婉韻說，“許伯伯這是老毛病了，身子骨沒有什麼大問題。”
俞先生嘆息，“許先生也不容易。”
大家的話題，並沒有繼續展開。
因為高銘先生提到的諸位先生，他們每一個人的境遇都不一樣。
比如後來張政烺先生也因為某些原因，離開了北大講臺，被調到中華書局當編輯。
“世界史方面，則是胡鍾達還有齊思和兩位嚇死你哼，還有楊人鞭先生，他們在當時都是大學者。相比較之下，咱們北大考古專業，就弱了很多，因為是剛成立的，只有一個空殼。我們那一屆是第一次招生。”
“不應該是俞老師他們嗎？”許婉韻問。
俞先生說，“我們不算，我們是被轉入考古專業的，我當時讀的博物館專修科，後來沒有了，才併入考古專業，高老師他們這屆，才是咱們北大考古專業對外第一次招生。”
眾人恍然。
高銘先生說，“當時，考古專業的正式教員只有倆，宿白先生跟閻文儒先生，兩位先生都是向達先生的學生，都是搞隋唐和佛教石窟的。從這點來說，咱們北大考古專業的根基就是隋唐和佛教考古，你們選擇跟宿先生讀研究生，也沒錯。”
這時，俞先生不說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