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蘇亦說，自己稍微熟悉的曰本學者之後白鳥庫吉的時候，週一良就笑了。
“你之前還提到蒙滿回藏鮮之學，確實應該熟悉他，他應該算是這個方面的鼻祖了。”
白鳥庫吉，這個名字，蘇亦想不聽說過都難。
白鳥庫吉，日本東洋史學界泰斗，日本東洋史學東京文獻學派創始人。曾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為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在東宮時代的侍講（帝師）。他是日本近代對北方民族、西域史、朝鮮史、蒙古學、中國神話研究的開拓者，被視為日本近代“西域史、朝鮮史、蒙古學的最高權威”，一生在人種、語言、宗教、歷史，民俗，神話，傳說，考古等領域貢獻頗多，世有日本近代東洋史學界的“太陽”尊稱。
同時代，唯一可以跟其相提並論的，或許就是內藤湖南了。
一個稱為東大學派另一個被稱為京大學派，就是東京大學跟京都大學。
這個傢伙，是啥人？
就是曰本蒙滿回藏鮮之學才推動者。
從日本的明治維新之後也就是中國的晚清時代起，日本就對滿蒙懷有領土要求，這一點，從明治年間突然風起雲湧的滿蒙研究就可以看出。
1908年，白鳥庫吉在滿鐵總裁後藤新平的支援下，建立滿鮮歷史地理調查部，陸續出版《滿洲歷史地理》(1913、《朝鮮歷史地理》(1913，建立“白山黑水文庫”，在1915年更出版《滿蒙研究彙報》，大大推動了日本上下對朝鮮、滿洲、蒙古的歷史研究與現實關切。
說著，週一良又分享白鳥庫吉博士向陳寅恪請教所謂中亞史問題的故事。
不過這個故事，並非週一良本人，而是陳門的另外一個弟子——藍文徵。
“民國二十二年我在日本，有天在東洋文庫吃飯，飯後大家閒談，白鳥庫吉稱我‘藍君’，我心裡很不舒服，我在東北大學已當了好多年教授，不稱我‘藍教授’也當稱我‘藍先生’，但我不好表現出來。”
“當時，和田清跑東北，回來拿了一張中國的地契，說是三百年前明末的東西，讚歎不絕，大家傳觀，傳到清水博士，他遞與我先看，我看過了又交與他，他看了問我意見，我答以‘此非明末檔案，而是光緒時檔案，和田以為是弘光，我看是光緒，寫地契的人寫錯了，把緒字的糹旁寫成弓，把者寫成了厶，如此而已。’”
“白鳥坐在對面不遠，聽到了，很驚訝，他要我再看看，我業已看過，我不再看。但說：‘這紙是清末流行東北的雙找紙，又厚又粗，不是明紙；錢的單位用吊，這是清制，明製為貫或緡，它的格式為清末至今通行的格式。’白鳥點頭，和田清過來和我握手致謝。”
“白鳥又說：‘藍君，你認不認得陳教授？’我答：‘是不是陳援庵先生？’他說：‘不是，是陳寅恪先生。’我說：‘那是恩師。’白鳥一聽馬上隔桌趨前伸過手來。”
“白鳥在日本史學界，被捧得如太陽，如何對陳先生如此佩服、尊敬呢？他說了，他研究中亞史問題，遇到困難，寫信請教奧國學者，覆信說向柏林大學某教授請教，而柏林大學的覆信說應請教陳教授，當時錢稻孫度春假來日，正住隔房，他說可以代為求教陳教授，錢的春假未完，陳教授的覆信已到，而問題也解決了。他說如無陳教授的幫助，可能至死不解。”
整個故事聽完。
蘇亦只能感慨，陳寅恪先生牛掰。
陳寅恪先生確實牛，牛到近乎被神話的地步。
當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歡陳寅恪先生的學問，尤其是對他的考究之學，覺得太過於細碎拖沓。
至於沙畹，一個法國人，也沒啥好說的。
週一良對曰本的諸多學者如數家珍，蘇亦也不意外。
因為，週一良對日本史和亞洲史造詣尤深，蘇亦是知道的，1949年以前曾講授日本史。建國後，他創設亞洲各國史課程，培養了一批亞洲史及日本史的教學和研究人才。
畢竟，他1939年到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入遠東語文系，主修曰本語言文學，並學梵文。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兼在哈佛大學陸軍特別訓練班教日語。1944年獲博士學位後，還擔任了一年多的哈佛大學日語教員，直到1946年才回國。
所以，在五十年代，週一良還經常出訪曰本，甚至有曰本人過來訪問，還擔任過日語翻譯，他的日語水平以及曰本史的造詣，在國內的教授中，絕對算一流的。
至於週一良，一個早年間研究魏晉南北朝史的人，為什麼在五十年代突然研究亞洲各國曆史，就跟當時的國家大環境有關係了。
因為剛建國，國際大環境並不是很好。
國家需要學者研究亞洲各國的歷史，這個時候，週一良就被選中了。
當時，教育部鼓勵各高校盡力開闢亞洲史的研究和教學新園地。週一良、跟丁則良二人都因功底深厚、路數寬廣，較之他人更易改換研究方向，而被優先選中。
當然，上面首先是看中的是他們兩位可以割捨舊愛，另起爐灶，接受新任務。
大局底定，旋由教育部組織人力，編寫亞洲各國史大綱，週一良受命主持其，並負責古代部分的編寫；近代部分的編寫則落在丁則良先生的頭上。這個工程搞了好幾年，從丁先生手裡出來的文稿，大受週一良的讚賞。
實際上，從週一良日後擔任的職位就可以看出來，他那段時間的研究方向。
1952年以後，任北京大學歷史西教授，兼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亞洲（亞非）室教研室主任、歷史系副主任、主任，多次到亞洲、歐美等國家和地區講學和進行學術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