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的《宅茲中國》，副標題就是：“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
這個副標題已經說明這本書是論述“中國”的合理性。
好端端的。
作為一個文史著名學者，為什麼要論述中國的歷史。
主要是跟晚近以來學術界就有一種觀念，以亞洲或者東亞作為一個整體來敘述歷史。
為什麼要論述亞洲的整體性？
其目的就是為淡化中國的同一性，簡單來說，就是不承認中國有什麼歷史特殊性。
不僅僅從亞洲或者東亞論說，還從地方性來論說，比如曰本著名的“滿蒙回藏鮮之學”。
那麼啥叫滿蒙回藏鮮之學？
簡單的來說，這就19、20世紀之交，曰本的東洋史學逐漸成型，所謂“滿（洲）、蒙（古）、回（疆）、（西）藏、（朝）鮮”之學迅速崛起。
那麼好端端的，曰本史學為什麼要來研究滿蒙回藏鮮之學？
日本的興趣從傳統漢族中國偏向所謂“滿蒙回藏鮮”的歷史地理研究，與日本政界重建國際地位和擴張領土的野心有關。
“中野正剛(耕堂曾經明確地以《大國、大國民、大人物———滿蒙放棄論を排す》為題，以傳統中國的歷史興衰來論證日本爭霸與擴張的必要性，他說中國變弱始於秦始皇築長城自保，他認為“我國乘新興機運，漸有臺灣，並朝鮮，向滿洲與蒙古發展的曙光出現，若於朝鮮國境築長城，守四方，弱士氣，這豈非亡國之兆””
“其中最有影響的，就是不再把過去的清國即“中華帝國”看成是龐大的“一個”，而是借用歐洲流行的“民族國家”新觀念，把過去所謂的“中國”解釋成不同的王朝，這些王朝只是一個傳統的帝國，而實際的“中國”只應該是以漢族為主體，居住在長城以南、藏疆以東的一個國家，而中國周邊的各個民族應當是文化、政治、民族都不同的共同體，所謂“滿（洲）、蒙（古）、回（疆）、（西）藏、（朝）鮮”，都只是中國之外的“周邊”。”
好傢伙。
一下子，就把中國周邊的眾多領土從歷史上論述成中國的周邊了，而非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
甚至，不認同中國是一個民族國家。
在日清戰爭爆發的刺激後曰本國民對亞洲大陸越來越關心，覺得日本作為亞洲民族的自覺日益高漲，面對西洋文化，出現主張獨特的東洋文化，這使得他們對滿洲、蒙古、回疆、西藏、朝鮮都產生了“有如國土”的感覺。
這種情況下，也刺激了曰本學術界繼續重構中國。
聽到這些，臺下的學生憤慨不已。
覺得小曰本太囂張了。
甚至，還有人提問，“難道咱們中國學者就這樣任由小曰本這種解讀咱們中國的歷史？”
“只要研究歷史，就會涉及到涉及國家、民族與四裔，在那個時代的中國學術界，無論是康有為、梁啟超，還是章太炎、王國維，都曾注意到國家、領土與歷史的問題，道理很簡單，當大清的天朝大國的想象，在西洋和東洋列強的威脅和打擊下破滅之後，人們會開始注意到一個擁有清晰邊境和自主主權的國家的意義。”
“然而，這種情況下，為什麼中國學者並沒有在學術上進行反駁？像曰本那樣想成一種從政治到學術去重構中國的合法性呢？”
“原因很簡單，當時，大清的太亂，從當朝宰輔到士大夫學者都有各種分歧，甚至，李鴻章希望專注海防，塞防回撤併無可惜，而左宗棠則極力發對，覺得祖宗基業不可輕言放棄。”
“自動如此！”
顯然，臺下的學生是認同左宗棠的做法，甚至還有人叫囂著李鴻章就是賣國賊。
嗯，學歷史的學生就是這麼可愛。
蘇亦也不矯正他們。
繼續發言。
“而晚清學界由於國家與民族認識分歧，，也分成兩派了。一派覺得以大清帝國疆域為現代中國，另一派則覺得要以長城以南漢族中國為現代中國。”
“有人延續著大清的帝國空間的政治觀念，滿蒙回藏都要屬於一個大中國。畢竟是一個巨大的成就，他們試圖把原來龐大的帝國人口與空間納入一個現代國家之中。而有人則受到滿清王朝壓力下滋生的反滿情緒和歐洲近代民族國家觀念的影響，只承認漢族所居的十九行省為中國，中國歷史者，漢人之歷史也，宣稱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則任其去來也，甚至覺得對於中國來說，滿洲甚至還不如曰本近。”
這種，日親滿梳的現象發展到什麼樣的程度呢？
中山先生，甚至覺得為了革命成功，可以把滿、蒙之地統統送給日本，中國建國在長城之內（參看楊天石:《孫中山與“租讓滿洲”問題》）。當然，這只是一種說法，並沒有實現，也表明了晚清時期，國內對“中國”認識的差異。
“然而，到了民國時期呢？中國那麼多著名的學者，就沒有人意識到這個問題嗎？”
“有的！”
蘇亦搖頭，“並非如此。不同學術共同體之間是有彼此較量和競爭。不僅早期歐洲東方學與日本東洋學有彼此較長論短的心態，中國學者，無論是沒有出洋的陳垣，還是深受西洋學術訓練的陳寅恪、傅斯年、胡適，都有非常深的把漢學中心從法國巴黎和曰本京都移回來的想法。”
蘇亦順便解釋一下，為什麼漢學中心會在法國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