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仲業不瞭解後世手工業與機器工業的曲折較量歷史，但就他觀察而言，鄉間農人自己織的毛布實在太便宜了，真幹不過他們——
後世晚清開國，英國人在印度開辦棉紡織工廠，然後將生產出來的棉布船運至中國，滿懷信心準備傾銷，結果卻十分慘淡。
一個是沒找準市場定位。他們織的布較為輕薄、透氣，但作為一個農業國家，中國人需要的是厚實、耐磨的棉布，輕薄、透氣並不在考慮之中，甚至會認為這是劣質品。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大工業機器化生產出來的棉布，成本高於清朝農戶自己織的土布。
聽起來有些不可思議，但卻是事實。清朝農民獲取的棉花原材料便宜，同時不把自己的勞動時間算作成本，英國人還要加上運費、關稅（雖然不多）和銷售成本，因此機器生產的洋布成本竟然高於清朝土布，簡直離了個大譜。
最終打敗土布的，還是清朝混亂的局勢。外加厘金盛行，加大了土布的成本，而輪船運輸的洋布卻沒人敢收厘金。與此同時，印度工廠也在產業升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最後終於佔到了上風，開始了他們夢寐以求的傾銷。
大夏內務府僱傭織戶，是要給工資的。但鄉間百姓卻不把自己的勞動時間算作成本，他們只計算原材料花費，然後加微薄的利潤，直接就在市場上出售了。對他們而言，將家裡的羊毛變現，獲得現金最重要，賺不賺錢都其次了。
邵樹德敏銳地發現了這個事實，趁著內務府的毛布工坊現在還有少量利潤——因為增量市場——給了他們兩條路，要麼別做了，要麼想辦法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後者估計不太可能，內務府最終多半還是選擇關門了事。
技術的進步，不能指望他們，最終還是得看廣大的民間。
內務府諸般產業存在的意義，簡單來說，無非“火種”二字。即他們創造出一個產業，讓這個產業的商品為世人所熟知，被人們日常利用，最終在全國遍地開花，再也不會消失。
這就是他們的使命。至於其他的，以那幫官僚的德性，不太樂觀。
“最近少府在搞油墨、蠟紙，有點苗頭了，你們投點錢。東西弄出來後，可以給你們用，去印書吧，趁著這股東風，你們可以賺一波快錢。至於往後，朕也不指望你們了。”邵樹德說道。
“臣遵旨。”儲仲業還沒聽說過這事，不過立刻應下了。
“也派些你們的人參與，出成果之後，朕好予以獎賞。”邵樹德又道。
如果蠟紙、油墨成功研發，奚氏父子當然會得官，主管此事的官員也會得到升遷。
正如和珅所說，救災要先救官。如果只獎賞一線技術工匠，而不獎賞官員，那麼以後多半不會有發明創造了，因為這與官員們毫無關係嘛，他們沒興趣批錢、批物，費那事幹啥？
只有讓官員們也得到甜頭，他們才有動力批專案，動用自己能力範圍內的人力物力，支援工匠們的發明創造。
官方主導的發明創造，就是這麼蛋疼。
但想要民間搞發明創造，目前又沒那個資本和土壤，十分蛋疼，好像走進了死衚衕一樣。
誠然，他現在所處的時代，比後世明清時期開放多了，商人做官的不在少數，文人士大夫也非常推崇經商，但還是差了那麼一點。
農學、數學之類的新學科，仍然不被傳統士人所青睞，他們的第一選擇仍然是經學。
邵樹德就奇怪了，那些已經成書數百年甚至一兩千年的典籍，內容都沒變過，已經不太適合如今的社會生產力了，居然還在考，這事就很離譜。
唐代有官員指出，《禮記》成書日久，已經不適合唐代的社會了，應該刪減、修改內容，然後作為新教材推廣，但這事最終沒有下文——書是成了，但考試教材仍然是西漢年間的那本。
到了後世明清時期，《禮記》已經成書快兩千年了，但內容仍然沒變，仍然在考。
這就有點魔幻了。兩千年前的《禮記》，真的適合兩千年後的社會生產力水平嗎？西漢寫這本書，是為了西漢服務的，你兩千年後的朝代，湊什麼熱鬧？不該推陳出新，與時俱進，考其他內容嗎？
邵樹德有點想趁著這個武夫當國的有利時機，更新一下考試教材，把唐朝一度提出的《新禮記》這類未竟偉業繼續下去。
“印書工坊還是儘快組建吧，朕要印書。”想到此處，邵樹德說道：“這批書可以不賺錢，用其他產業的利潤補貼，可勁地印、使勁印。你一會就去少府，把《人口論》的雕版借走，印他個幾千上萬冊，讓更多的人讀到。”
“朕——”邵樹德站起身，說道：“要找大儒們來辯經，辯出幾本新書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