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心
又過了不知多少天，看守們前來通知，滕驥又要來找她問話。
這次問話的地點不再是四面牆光禿禿只有一張桌的問訊室，而是他們正在折磨其他囚犯的刑場。那位鄰居獄友此刻就被捆在幾步遠的刑架上，身上滿是被鞭子抽打得鮮血淋漓的傷口。她垂著頭，像是昏死過去了，一個特務又用冷水把她潑醒，接著拷問她。阮靜秋被兩名特務按在滕驥對面的椅子上坐下，她盯著那張面孔上貌似和藹可親的笑容，感覺對方與惡魔無異。
滕驥問道：“看樣子阮醫生這些天休息得並不怎麼好。那麼，你應當是想起來一些問題了？”
阮靜秋說：“真遺憾，我把腦袋裡的事情翻了個底朝天，也沒找到你們要的答案。你們盡可以跟我耗下去，不過只能是白費工夫了。”
滕驥點頭道：“我相信你確實很有耐心。”而後伸手指向一旁的那位學生，說道：“我們就不像阮醫生那樣有耐心了。這麼久你都不能想起來的話，看來藉助一些外力也是很必要的。正好，你也可以看一看，你想先嘗試哪一種？”
他們像是預料到目睹這種折磨會成為一種有力的威脅，從牆上摘下幾樣刑具之後，獰笑著在那個學生身上來回比劃。她披頭散發、滿面是血，渾身瑟瑟地打著抖，卻沒有發出一點求饒的聲音。滕驥又揮一揮手，選中其中一套滿是尖刺的器具，示意幾名手下將一側扣絆繞過女學生的雙腿。即便素不相識，可沒有一個正常的有良知的人會眼看著同胞受此折磨而無動於衷，更不要說，阮靜秋此時還記得自己是名軍人，有責任對這樣年輕的學生伸出援手。在那些尖刺即將穿透她的雙腿之前，沖天的怒火讓她拍案而起，高聲斥責道：“你們是人嗎？你們有妻子、有女兒、有姐妹嗎？你們個個是男子漢大丈夫，卻在這裡折磨一個弱女子，你們不會感到痛心、感到羞愧嗎？你們逞不了多久威風了，你們早晚會為自己的所作所為遭報應！”
滕驥緩緩站起身。阮靜秋憤怒地注視著他，還未及再說什麼，她忽覺有陣風掃了過來——對方的動作快得只有影子，一隻沉重巨大的手掌用力地打在了她的半張臉上，瞬間把她掀翻在地。她一點防備也沒有，頭重重地磕在了地上，瞬間眼冒金星，耳朵蜂鳴，腦袋像是裂開了一樣劇痛。滕驥抓住她的頭發，生生把她從地上拖了起來，迫使她抬起頭看著他。
“敬酒不吃吃罰酒——”他厲聲喝道，“我看你和她是一夥的！”
他們似乎不希望留下引人注目的傷痕，因此那些刑具並沒有立刻光顧在她身上。她被拖回囚室，捆綁著雙手吊了起來，繩子另一頭掛上秤砣，固定在她既不能彎腰屈膝，也無法雙腳離地，只得略微踮起腳尖才能恰好站直的長度上。除此之外，看守們還開啟了囚室門，在室內點起了三盞亮得讓人發昏的燈泡，迫使她在燈光下始終保持清醒。
對於特務們來講，這所謂“熬鷹”的方法和酷刑同樣是他們審訊犯人常用的手段之一，在不傷及皮肉的情況下，這法子能達到和那些刑罰一樣的效果，即快速地摧毀人的精神和意志，變成一具聽憑擺布的提線木偶。阮靜秋被掌摑的那半邊臉腫了起來，耳朵始終嗡嗡地叫著，感覺腦袋裡有東西不停地突突跳動，簡直像是裡面裝了什麼燃著引信的東西，隨時都要把她炸個粉身碎骨一樣。她暈暈沉沉，幾次要昏過去的時候，看守們就把一盆混著冰碴的雪水兜頭潑下來，而後一次又一次地問她是否參加了貪腐行為，是否獲知杜聿明有獨佔山頭的野心，是否與那個“赤色分子”串通一氣。她幾乎聽不清他們的問話，也越來越沒有力氣發出聲音，只是條件反射一般，不論他們說什麼，都回答“我不知道”。
傍晚時分，位於北寧路沿線的第四兵團注1）指揮部內，廖耀湘正揹著雙手，仔細觀察著地圖上的敵我態勢。時隔一年多，他已明顯感覺到對手的戰鬥力産生了令人擔憂的變化，且這變化的速度遠遠超過了他的預料，參謀們幾乎每隔一兩個鐘頭就要根據前線部隊的彙報調整地圖和沙盤。與之相對應的是那個既無能又貪功、不懂打仗又偏要指揮的陳誠——打從他來了東北，戰局就沒再好起來過，一論起承擔責任，他就藉口自己一身是病，心安理得地躲起來不見影蹤。廖耀湘平素不是能言善辯的人，但他半點也不怕跟陳誠吵架，他想，就算蔣總裁親來視察，他也非要就東北戰局的責任和他爭個明白不可。
在他思考的時候，指揮部的副官、參謀及通訊兵等通常會默契地保持安靜以免打擾。但這日，他始終被某種莫名的焦躁所困擾著，即使整間屋子已經安靜得連根針掉落在地也能清晰聽見，他還是感到有什麼意料之外的事要發生。他在屋內來回踱了踱，忽然像預料到什麼一樣，回身盯著辦公桌上的電話。他的親信敬副官在一旁不解地注視著他的動向，正在這時，電話機竟然真的響了起來。
難道司令官真能未蔔先知？他驚訝之餘，連忙上前拾起聽筒，電話另一頭傳來的聲音讓他更加震驚，愣了片刻，才想起把聽筒向廖耀湘遞過去，同時低聲說：“是杜先生。”
廖耀湘不由得也挑了挑眉——這還是杜聿明離開東北以後第一次主動聯絡他。他想不到對方會為什麼事情在北寧路一線戰事正緊的時候找上自己，疑惑之下，主動開口問候道：“杜先生，我是耀湘。您的身體最近好些了嗎？”
敬副官聽不到杜聿明的聲音，卻見廖耀湘的臉色愈發地沉了下去，眉頭緊緊地蹙起來，好像聽到了某個既令他憤怒不已又焦急萬分的訊息。才放下聽筒，他便抓起了外衣，腳下生風地往作戰室外走。敬副官連忙跟上去，聽他語速極快地吩咐道：“叫李軍長過來暫代指揮，你去準備車子，司機一定要可靠。記住，這件事不能透露給任何人。”
敬副官應了聲，又問他：“長官，我們這是去哪兒？”
廖耀湘風風火火地答：“回沈陽！”
在又一次瀕臨昏厥之前，阮靜秋強迫自己醒了過來。
作為一個已在民國生活了十餘年的現代人，她並不是剛剛意識到這個時代的許多事並不像網路小說和影視劇裡所寫的那樣好，但恐怕直到最近才真正明白這些人和事究竟可以有多壞。若像許多小說作者所寫的那樣直接暈死過去或許還更好些，偏偏某日看守們曾趁她昏沉，拿了所謂寫著口供的紙張來，掰著她的手指想要強迫她畫押。她掙紮著弄濕、弄破了紙張，結果又捱了兩下重重的耳光，看守們隨即用兩套桚子套住了她手指的關節，用那些拿油泡過了的、結實的竹棍發狠地夾她的手指。
時隔近二十年，當她被迫再次回想這段時間的經歷並描寫經過時，她還是不太記得當時自己究竟說了什麼，做出了怎樣的反應；也許她心底仍然覺得這是一段十分慘痛的經歷，以至於根本不敢回想。她看著自己的手指腫脹起來，先是發紅，然後漸漸地變成紫黑色，時而痛得要昏過去，時而又驚醒過來。她心裡有一些模糊的念頭，唯恐特務們又趁她昏迷，強按她的手指簽字畫押，於是不住地告訴自己，無論怎樣都要保持清醒。
撤下夾棍以後，她又被摁在冷水裡拷問了一番，而後才被拖回牢房。她的雙臂繼續被高高地吊著，腳尖與膝蓋始終緊繃僵硬，這些關節肌肉起先傳來類似抽筋的劇痛，而後變成針紮一般，神經質地不知什麼時候會出現，又什麼時候會消失的刺痛，最後甚至連疼痛也消失，別說這樣那樣的疼，她連這些關節的存在也已經幾乎感知不到了。她大概能夠猜出，此前他們由於一些顧慮，並不想在她身上留下什麼可以被追究的傷痕，但上過這一套夾棍之後，這些顧慮顯然就變得毫無必要，牆上所掛的那些器具逐一招呼在她身上，恐怕只是時間問題。
她有些悽涼地想，自己這樣的一個無名小卒所最後落得的如此悽慘的結果，既不會成為後世傳頌敬仰的典範，也很難為這幾位位高權重的長官真正帶來什麼好處——畢竟除了她以外，沈陽司令部還有許多人也同樣遭受著威逼利誘——與之相比，順坡下驢見風使舵倒是很輕易的，可她又不願意這麼做。她自認是一個不強硬的人，也對世上絕大多數的人和事沒有強烈的好惡，一件事做與不做，於她來說大多沒有什麼不同。可是，假如這件事正是十分罕見的她不願意、她不想要的其中之一，她總歸沒有辦法勉強自己。
這陰差陽錯的十幾年裡，她在巴黎街頭逃出過火併與追殺、眼見過長江沿岸累累的餓殍與白骨、穿越過昆侖關不見五指的硝煙與戰壕、經歷過異國他鄉寄人籬下的委屈和艱辛。她如此幸運地見證了抗戰勝利的時刻，如此幸運地得遇值得傾心的尊長、忠誠可靠的友人、飲酒談天的知己，她已擁有了過去從不敢想象的豐富而又精彩的生命。因此，為自己所堅持的一件事慨然赴死，一定是件很值得的事情。
正想著這些，樓上忽然傳來一些聲音。這座改造後的地牢隔音很差，有時不光能聽見樓上的腳步聲，就連說話交談的內容也能聽個七八成。現如今她壞了一隻耳朵，樓上的聲音就聽不太真切，但心裡莫名由此燃起了一些希望，不由強打精神，竭力聽著樓上的動靜。
而事情也確實如她的希冀，一輛疾馳而來、沿途驚起無數飛鳥的高階轎車停在了沈陽城郊這棟粉飾一新的洋房門外。一名身著軍裝的中年男子走下轎車，大步流星地沖進院內，拳頭把一扇房門擂得山響。
屋內值守的特務聞聲過去開門，看見來人，驚得“啊”了一聲，趕忙敬禮：“廖長官！您這是——”
這句話清楚無誤地傳到了樓下的地牢深處。廖長官！阮靜秋只覺自己的腦袋裡也同時“啊”了一聲——是廖耀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