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鐵忠
我和喬國楨同志是夫妻。我們在一起生活的時間很短,我對他的生平事蹟也幾乎一無所知,但他遺留在我腦海中的形象卻是那麼親切而高大!
我們第一次見面是1929年一個秋末冬初的日子,在天津。當時,我的公開身份是一家藥品包裝廠的女工。但藥廠破產被封,我的工作也丟了。那天,他乘一輛黃包車來到我的住所前,那是位於天津老城東南角的一間小破房。當“車伕”扶他進門時,我大吃一驚。一個瘸腿行走不便的人,為什麼闖進我的房子來?我以為他是串錯了門的客人,不讓進屋。他連忙解釋道:“不是串錯了門,大姐!是你家中人託我來看望你的。”我一聽就明白了,他是黨組織派來與我聯絡的(因為我當時的住址只有組織上知道。我連忙將他迎過來,扶他進房中坐下。他從懷中取出接頭信,並說明來意。他問我是否願作紗廠的工人?我當即表示服從組織決定,去紗廠學習當工人。隨後他就安排我去工廠區鄭莊子的一間工房居住。
第一次短暫的會面,他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雖腿瘸,行動不便,可他毫不介意的堅強意志,使我十分感動;他那言簡意賅的作風和高度的原則性,又使我暗暗欽佩。後來我才知道,他原是職工運動的一位負責人,我的新居工房就是他的機關之一。
他的腿是在唐山領導礦工鬥爭被捕後越獄時摔傷的。
從此以後,我們就經常在一起開會,聽他安排工作。他那時常住在租界裡的秘密處所,從市裡到河東鄭莊子往返有30多里路,他硬是撐著柺杖往來於市區和工廠區之間,堅持工作。就是在沒有錢坐車的時候,他也從未因自己的腿傷而耽誤過工作和約會。1929年前後的那些年代,我黨在白區的工作條件十分惡劣,天津市的一些機關和組織也常常遭到破壞。因此,他的工作非常緊張,有時一天只能吃上一餐飯,經常是兩個燒餅或一個窩窩頭就要頂一天。我一看到他那飢餓勞累的面容就心痛,要給他搞點吃的,可他總是不以為然地說:“我餓點不要緊,我的工作比你們輕,你們要下車間作工,餓了是不行的啊!”記得有一次,市裡的機關被破壞,他口袋裡一文錢也沒有了,他竟忍飢挨餓,在我們工房的院子裡一連開了兩天的會。直到開完會,工友們都散走後,他才找到我說:“大姐!我真有點餓了。”我問他早晨吃的什麼?他說:“還是昨天早上吃的一個窩窩頭。”我要給他買點大餅吃,他說:“肚子太空了,只能先吃點稀飯。”
一天早上我下夜班回來,忽然看到從我房間裡有煙冒出來。正當驚奇之際,他撩開門簾,招手讓我進屋,小聲解釋說:“昨夜工作太晚了,回不了市裡。半夜我來敲你對面張玉的門(張當時是共青團員,也是紗廠的工人,想在他那裡過夜。哪知他喝醉了酒,門叫不開,反而驚動了外面的工廠經濟巡捕。門外警笛吹得很緊,我出不了你們工房院子,只好開開你的房門躲下來。你知道,我是剛越獄不久的逃犯,要再被捕的話,就可能活不成了。”
聽了他的話,我下定決心要與他生活在一起,便於他工作和生活,以更好地保護機關和他的安全。在徵得他的同意後,我就在鄭莊子河對面小劉莊找了一間房子,作為我們又一個絕密的住址。從此,我們兩人便生活在一起,既是戰友,也是夫妻了。
誰知,我們共同生活還不到三個星期,我在鄭莊子的住址就被破壞,我也被捕了。所幸的是,那裡的重要檔案都已轉移到小劉莊,與他無牽連。後來我聽說,他還繼續利用小劉莊機關,一直工作到1930年5月被捕為止。
沒有想到,我們這次一別就是八年啊!
1930年9月,我在天津第三監獄裡生下了我們的女兒喬沙。生喬沙19天后,我就刑滿獲釋,可這時他已入獄四個多月了!我因為不能在天津繼續工作,當孩子滿月後,組織上便派我去青島山東省委機關工作。1931年4月,由於叛徒出賣,山東省委被破壞,我再次被捕入獄。那不滿週歲的女兒,也只得跟著我去坐監牢。這一坐又是三年多!1934年8月底,我們母女出獄。可這時我與組織已失去聯絡,又聽說他也犧牲。我一個南方女子,帶著一個五歲的孩子,在北方舉目無親,無法生活,只好回湖南農村孃家暫時棲身。
1937年初夏,我與他取得了聯絡,隻身北上尋找國楨。我至今清楚地記得八年後我們重逢時的情景。那是在北平阜成門外羅道莊一個姓萬的人家中。白家駒同志領我到他的住所,見面時的氣氛真是淒涼啊!那時,他患嚴重的肺病已多年臥床不起了。他躺在床上,滿懷希望想看看他那從未見過面的女兒,可是我沒有帶來,使他失望了。他不願意理我,我不怪他,我自己也是悔恨終生啊!我見到他那大肚、細腿、骨瘦如柴的病體,忍不住流下了眼淚。這時他反而又安慰起我來,微嗔著說:“革命的人掉眼淚,不怕羞!”他怕他的肺病傳染給我,不允許我與他住在一起。對此,連白家駒同志也不理解。他剋制著自己的感情解釋說:“我叫她來,是要她解決組織問題,好繼續工作。不是叫她來得肺病的。我不能自私啊!”我理解他的心情,我服從了他的決定。
不久,七七事變爆發了。黨組織給我的任務就是保護他,護送他安全離開淪陷的北平。但是,當他了解到許多大學生在形勢突變的情況下,一時找不到出路而終日徘徊和苦惱之後,決定推遲我們的行期。從7月9日起,他指示我出去聯絡那些他熟悉的大學生,鼓勵他們赴山西和西北,尋求革命的道路,幫助他們化裝逃離北平。原來,他在北平臥床養病期間,仍然繼續為黨工作,特別是在大學生和陝籍革命者中有著廣泛的社會聯絡。他們當中許多人都很敬佩他的為人,尊重他的意見。就這樣,我天天出去幫他聯絡那些願意去山西和西北的大學生,直到9月25日,櫻花國巡捕搜查了我們的住所後,他才做出我們自己撤離北平的計劃。
我們倆是和胡錫奎同志一起離開北平的。到天津後,我們二人又繞道青島、濟南、徐州前往西安,沿途受到平津學生流亡會的熱情幫助和掩護。到西安時,他的病情仍很嚴重。先在醫院住院治療一段時間後,黨組織為了讓他安靜休養,就令我陪他上終南山,住在廟裡養病。
後來,組織上決定送他去蘇國醫治,回延安辦手續。組織上仍然要我繼續陪伴他。但是,他惦念著遠在湖南的女兒,又想到我已懷孕在身,就堅持要我回南方,找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安排工作。我那時由於組織問題尚未解決,加之看著他病情嚴重,不願離開。可是他說:“大姐!你不必在組織問題上苦惱。我相信你就是燒了骨頭變成灰,也是一個共產黨員。我現在病重,不能活動,等我治好病後,我一定會幫你解決的。”記得我們在終南山分手時,他說頂多過兩年,等他的病治好後,就回來接我們母女。可是誰能想到,這次分手,竟成了我們的永別啊!
國楨,現在可以告慰你的是,你那終生為之奮鬥的革命理想,已在全中國實現了!你那日夜思念的兒女們,正在黨和老戰友們的關懷下茁壯成長,他們都是好孩子!你所關心的我的組織問題也早已解決。因此,我想你若九泉有知,也一定含笑安息的。
 原載1985年11月《革命英烈》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