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發行了不到五期，就趕上了過年放假，和《皇明京師日報》一起停止發行。
南北方士林集體一口老痰想吐吐不出來，個個鬱悶的要死。春節期間各家都祭祖、串親戚，各種文會也辦不起來，這鼓譟的聲音小了不少，只能在走親訪友期間罵兩聲。
朝廷上下，各大佬、中官則紛紛猜測這《新京報》是什麼來頭，趁著過年期間到處打問。這《新京報》頭一篇文章，士林看到的是義理之辯，官場中人看到的卻是大風起於青萍之末——這篇文章是為了誰？背後站著誰？這個要是搞不清楚，沒法站隊啊。
然而《新京報》神秘的很，背後東主暫時沒人知道，主編也是神龍見首不見尾，光用一個“鐘聲”的筆名。
到了春節假期快結束的時候，終於有大能打探出來，這家報社東主是遂安伯，主編卻是文壇鼎鼎大名的李先芳。
李先芳字伯承，號北山，祖籍湖北監利，後遷居山東濮州。明嘉靖二十六年中進士，歷任刑部曹郎、尚寶司丞、亳州同知、寧國府同知。萬曆元年，見自己已無跨過五品之望，就辭官回家鄉，編寫《濮州志》。
萬曆四年十月份，《濮州志》初稿大功告成之後，同鄉名士孫忠翰、蘇濂聯袂找他，說遂安伯陳澍要在北京辦報，邀請李先芳去主編，還帶了陳澍的親筆信。
其實遂安伯先請的是孫中翰，但這哥們不敢答應。他雖然也是進士，但是文壇名氣和水平與李先芳比，不說天差地遠，也不可以道里計。
因此，他和蘇濂兩個，聯袂來找李先芳，希望李先芳帶著他們一起應徵，那主編、副主編就都在哥幾個囊中。
自從《皇明南京日報》誕生以來，李先芳幾個也眼紅這報紙太久了——大明的文人就沒有不眼紅的。然而朝廷在南京出了日報後不到一個月，就頒佈了《大明報業管理章程》，同時皇帝下旨，將章程的部分內容寫入了大明律。
這章程明確規定，在大明出版報紙，必須取得辦報許可證。從萬曆三年下半年開始，這兩京想辦報的勳貴、巨賈總共交了能有三百多份申請，朝廷就頒發了一個許可證，就是《皇明京師日報》。
大家一看皇明京師日報的東主身份，都倒抽一口涼氣，正是內廷大臣英國公的兒子張元德——這後臺誰也比不了，大家也都歇了心思。
沒想到運氣來了誰也擋不住，萬曆四年九月初，遂安伯陳澍的夫人進宮請安的時候，遇到了也在太后處的皇帝，當時皇帝說了一句：“遂安伯交了申請想辦報？你讓他來見我。”——就這樣白給了他一張許可證。
遂安伯為人謹慎，怕走漏了訊息引起京師勳貴眼紅，到時候沒法解釋，因此安排家人拿著信找到了曾經在遂安伯府為業師的孫中翰。
能得遂安伯邀請，孫中翰雖然美翻了，但根本不敢應徵。他自己知道，如果自己去做了主編，好朋友李先芳在家待著，這士林文壇中人非嘲笑他不可。思前想後，終於下定決心，向遂安伯推薦了李先芳，並極力攛掇他出山。
李先芳才華橫溢，以詩作著稱於世，名籍齊魯，為嘉靖時期名士，曾與歷城李攀龍、臨清謝榛、考豐吳繼嶽等當代名家一起倡導詩社，又與崑山俞允文、盧柟、孝豐吳維嶽、順德歐大任合稱“廣五子“。
他愛好廣泛，對醫學、道教、佛教研究均有一定造詣，其人通曉音律，尤精於琵琶，就連當時的琵琶名家查八十都折服於他。
這麼一個人，陳澍沒有不滿意的道理。但是皇帝讓他辦報，相當於把他納入了皇帝的核心圈裡了，這裡面的道道卻沒法跟孫中翰和李先芳先說，只好言辭謙恭，邀請李先芳到京一敘。
李先芳此際已經六十六歲，要是讓他做官，半生仕途坎坷的他肯定不幹。但是讓他辦報，這大明的文人有一個算一個，沒有說自己歲數大幹不了的。
李先芳接到信之後，興頭頭的帶著孫中翰和蘇濂兩個，於到了京師，面見遂安伯。
遂安伯陳澍見面後不提辦報的事，反倒是將幾個人高高捧起，以師禮待之。先在家辦了幾個文會，見天讓他們飲酒饗宴並欣賞歌舞，詩詞唱和了半個月。
開始的時候李先芳不明所以，私底下和蘇濂一起抱怨遂安伯不靠譜。孫中翰也一頭霧水，就求見遂安伯問起辦報的事兒。
遂安伯這才召見他們幾個，苦笑道：“不瞞幾位先生，這些天文會里面，每日都有侍從室的人來考察你們幾個。這報紙掙得錢是咱們幾個的，但是報紙說什麼——要聽皇帝的！”
這話說出，李先芳幾個先嚇得腿都打晃。遂安伯家歷代重視教育，陳澍也有些文采。此時三言兩語，就將朱翊鈞要利用報紙控制輿論的想法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