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間萬事萬物都有其執行邏輯，若要改變這些執行邏輯從中取得本不屬於自己的利益，就要付出相對應的代價。
伴隨著有為狀態而來的，就是官員感受到了權力擴張的快感。
藉助有為狀態的治理邏輯的轉變，官方力量空前增強，需要辦的事情陡然增多，官僚隊伍也會因此吸納數量更多的新人進入。
有為狀態會快速誕生一個龐大的官僚團體依附於其上，成為事實上的利益集團，這個集團高度繫結有為狀態，視之為政治正確。
沒有規矩的束縛，他們很快就會失控，他們很快就會把合理有限度的有為狀態帶到無理無限度的有為狀態，肆意侵害農民的利益。
而且就那麼一直的“有為”下去，不斷的“有為”，直到把民間在無為狀態期間的積蓄榨乾、爆發農民起義為止。
而當統治者發現問題所在的時候，首先要面對的不是有為狀態帶來的問題，而是有為狀態本身。
那規模極其龐大的臃腫不堪的官僚隊伍以及其腐朽墮落的奢侈生活模式是一切問題的根源所在。
統治者若想要挽回帝國江河日下的局面，就要約束、裁撤官員，而這，必將引起官僚隊伍的強烈反彈，帶來極其嚴重的後果。
王安石，張居正，還有雍正皇帝，這三個典型的改革代表所面對的最大問題就在於此。
蘇詠霖從來不認為官府過度干預民間事務是一件多好的事情，過度干預本身就意味著要做的事情更多，就要附帶有大量的官僚隊伍。
而官僚是不產出任何財富的，他們只會消耗財富，若只是守規矩的消耗還好，他們還會搶奪財富，還會霸佔財富，此消彼長之下，貧富差距只會越拉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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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必然有人站出來幫他們均貧富。
就蘇詠霖所觀察到的大明的現狀來看，有為狀態持續十數年以來，整個明國社會快速結束了封建時代積累的多項弊病，消滅了封建時代的食利階層，前所未有的解放了民間生產力。
也因此，這十幾年間，明國財政收入連年遞增，民間財富積累也連年遞增。
但是隨著有為狀態的持續，明國也不斷出現大大小小的官僚問題，甚至侵蝕了理想加成的復興會隊伍，讓蘇詠霖面對著極為複雜的吏治狀況。
明國和一般封建王朝不同的是，一般的封建王朝完成更新迭代之後，就會快速進入無為修養期。
他們只會對站錯隊伍的前朝餘孽發動清洗，而不會對全部的地主豪強階層發動清洗，反而會拉攏他們，儘快讓國家恢復正常，所以他們可以快速進入無為修養期，開始與民休息。
這個過程可能只在王朝建立之後的兩三年就開始了。
而明國為了徹底解決弊病、完成革命和生產改造任務，建國之後就沒有無為修養期，而是快速進入了有為革命期。
明國在蘇詠霖的帶領下催動數量相對龐大的官員幹部隊伍深入民間，把權力觸角深入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用號召政令的形式動員民眾消滅地主豪強等舊時代的餘孽。
透過如此暴烈徹底的行動，明國將整個食利階層連根拔起，在全國範圍內消滅的一乾二淨，開創了新的歷史，由此顛覆了中國古代的政治邏輯，極度釋放了民間的生產積極性。
之後明國不斷革新，不斷革命，建立集體農莊、集體工場，建設民兵隊伍，建設全國性質的掃盲識字班，四處征戰，開疆拓土，消滅敵人。
在這個過程中，官方隊伍越來越龐大，官方權力越來越大。
也因為其正義性質和對底層民眾利益的保護，以至於越來越得到民間的歡迎和支援。
消滅食利階層所帶來的極為龐大的物質收穫也為這一行動提供了足夠的物質支撐，使得有為狀態下本身相當劇烈的損耗能夠被兜住。
有了民間的配合，行政成本司法成本極低，讓明國的內耗極低，對外輻射的力量極其龐大。
在全新的集體經濟模式的催動下，明國的生產力幾乎達到了中古時代的頂峰，並且由於蒸汽機的出現，甚至有了向工業時代飛躍的可能性。
但是無論如何不可否認的是，這也是一種特殊的有為狀態。
官方掌控幾乎全部的權力，而民間因為不斷的勝利和代表他們利益的政策，習慣性的已經唯蘇詠霖為代表的大明國馬首是瞻，一個地方的一個政令釋出，民間會遵守，就能改變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