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基礎之上，原先屬於各個村落的識字班、蒙學校也實現了合併，成為依附於集體農莊的農莊子弟小學校。
合併之後，各集體農莊的師資力量和教育資源得以集中，大大增強了教學效果。
而隨之而來的就是集體農莊集合全部力量一起供養大家的脫產讀書人，教育支出單獨核算、撥付。
比起單個村落單個家庭獨力供養一個脫產讀書人的情況來看，也在事實上大大降低了普及教育的難度。
與此差不多的情況就是各大國營手工工場所附帶的工場子弟小學校，也是專門負責給工場工人子弟提供教學資源，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幫助他們養育孩子。
工人上班下班的時間和工場子弟小學校學生們上學放學的時間高度重合，完全符合他們的日常生活作息。
因為群體規模相對較小且起步早，於是全國範圍內工場子弟小學校的入學率已經實現了百分之百，遠遠超過農莊子弟小學校的入學率。
但是隨著集體農莊政策在傳川蜀、江南、嶺南等地的不斷推廣建設，農莊子弟小學校的入學率遲早也會進一步提升。
而這種情況對於目前還存在於明國範圍內的需要靠自主勞動生活的傳統士紳家族來說是非常不利的。
明國朝廷傾斜大量教育資源給到農民、產業工人，這種情況帶來的結果就是農民、產業工人子弟的文化素養的全面提升，以及明國文化掃盲運動的大規模向前推進。
這些大規模的改變所帶來的大量後果當中的一條，就是傳統士紳子弟在文化素養方面的優勢隨著時間推移而不斷降低。
傳統士紳子弟原先所期待的是搶時間，透過文化積澱優勢快速取得官職，從而獲得官職，重新確立統治階層的地位，回到原先食利者的身份上，再續百年豪族。
但是現實卻是蘇詠霖大量輸出教育資源給到農民、工人，大量興建子弟小學，又修改教材，將明國教育側重點向理工科教育轉移，使得在這一方面並不佔優勢的傳統士紳家族子弟大受挫折。
而農民和工人子弟則在理工科文化素養方面逐漸追趕他們新一代子弟的步伐，雙方几乎是站在了同樣的起跑線上公平競爭。
屬於傳統士紳家族的家族文化底蘊相當於被蘇詠霖大手一揮，抹掉了。
文化層面的變革要的是他們的根基，而明面上，復興會組織逐漸把控了朝堂中最有實權的職位，並且開始了他們眼中的【任人唯親】，使得他們一直都被控制在一些無關痛癢的清水職位上。
能辦事，但是事情不太多，能展現自己的能力，但是機會也不太多，屬於可有可無的那種人，隨時都能被替代。
其實，很多行政上的職位就是很容易被替代的，簡單接受了教育的人就能完成中低階官員的工作，之所以需要層層考試選拔，無非是高階資源太少，需要人為設定門檻罷了。
沒有這個人為設定的門檻，智商正常的人都能做中低階行政職位，高階行政職位自然是需要一些天賦的。
蘇詠霖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人為設定門檻的局面，使得傳統士紳家族出身子弟被限定在了一個尷尬的區間內。
他們能吃俸祿過日子，能讓家裡人生活好一點，也能培養後代繼續讀書，但是無法更上一層樓。
他們和大部分出身地位的農民、工人官員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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