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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華隨即又發表一篇文章，表示願意接受一切理性或者非理性的討論。
如果唐納德先生不再這麼鸚鵡學舌的進行人身攻擊的話，大家當庭辯論也可以。
愛德華在文章中指天發誓他絕對不會用布魯克林的通用語來問候唐納德·肯尼迪，那樣會讓他陷入手無寸鐵的境地，雖然眼下在利用法學原理展開討論問題的時候，教務長大人已經有了這種跡象，不得已才只能用謾罵來轉移話題。
一如既往的愛德華式的陰損，拐彎抹角的損人。
但別說，米國人民就吃這套，以至於有報紙記者一本正經的建議愛德華可以改行去當說脫口秀，並且好心的建議他最好請個保鏢。
最後愛德華忍不住炫耀了一把，順便給自己立個高智商人設“實際上在紐黑文，我還真的在醫學院上過課，可從來沒人告我胡亂行醫。”
他在偷換概念，他確實給醫學院裡的未來的醫生們上過課，但那是講醫學道德和法律問題，而不是教大家如何做心臟搭橋或者從病人身體中掏點什麼出來再放點其它的進去。
隨後，愛德華又發了好幾篇文章，從各個角度來闡述，壓制極端觀點會對正常社會造成的不良影響，並且多次引用了“疫苗”作為比喻。
他反覆重申，再極端的觀點也應該有其市場，因為要相信大多數人的道德水準和智力程度。
面對謬論不是將其一巴掌拍死，實際上在國境內，一個正常的中央政府可以非常方便的做到這一點，但是在這麼一個全球化的傳媒極度發達的社會，政府可以封死境內所有的資訊，但面對境外勢力呢？
再嚴密的防守封鎖措施也會有漏洞的！
面對境外輸入的有毒資訊，沒有被“疫苗”過的民眾很可能會盲目的相信，這產生的後果將更加可怕。
“當我們看到無數的蘇聯笑話的時候，我們就應該明白這點。實際上蘇聯笑話也並非源自於蘇聯，其源頭是當年的**，我們都知道戈培爾是如何壓制言論，那個時期的德國收音機甚至沒有短波電臺，以防止民眾收聽自由的聲音。”
“但結果呢？這些笑話依然在民間在地下不停的流傳。**倒臺後，蘇聯人民繼承了這個幽默的傳統。”
“大家有沒有發現，為什麼很少有美國笑話？那是因為我們可以隨時隨地的站在白宮門前去罵總統啊！”
由於他的長期積累的精深的法學素養和與生俱來的缺德精神，幾篇文章發表後，竟然引來不少擁躉。
對於肖克利的處理，開始有不少人反思，覺得讓這貨閉嘴並非最好的選擇。
鐵板一塊的輿論開始鬆動。
大家開始把肖克利的荒謬觀點與一個人是否有權力宣傳荒謬觀點區分開來討論。
並且，在面對唐納德·肯尼迪教務長的謾罵時，他始終保持風度，並沒有使用布魯克林通用語反擊，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吃虧，但這對於立人設很有幫助。
他年紀比對方小不少，在這場論戰中卻樹立起了翩翩君子寬厚長者的形象。
恰好，哈佛的哲學教授羅伯特·諾奇克也在研究中心講學，住的和愛德華就隔著五六個門牌號。
他忍不住站出來說公道話：
“唐納德·肯尼迪想要極力的醜化愛德華·楊，卻避而不談引起雙方對立的問題的本質。他說愛德華如果開設哲學課程那麼哲學教授就會對他的道德觀表示抗議，我作為一個還算有些名氣的哲學教授宣告，我不會抗議。我也不認為他的哲學觀有什麼問題……實際上以他在幾篇文章中表現出的思辨性而言，我認為如果他願意來哈佛哲學系，我可以當他的引薦人……”
“實際上指責肖克利的觀點（種族歧視）並不足道，實際上只是為審查他的論點找藉口而已。”
哲學家是所有科學家中最接近於神（經病）的存在……
通常他們思考的問題的方式和普通人迥然不同。
所以哲學教授大多離群索居，極少參加非同行以外的辯論，因為這很容易出事，若是辯論到激烈出雙方多半有一方會被送進瘋人院……通常是哲學家們的對手。
最後諾奇克教授非常缺德的提出一個反問“假設，斯坦福有一位和肖克利資歷類似的教授，想要開設一門闡述種族智力平等理論的課程。他是否會被禁止呢？”
這個問題非常精確的命中了靶心……所謂的政治正確是否應該凌駕於學術自由之上？
哲學家出手就是不一樣。
最後，諾奇克教授指出“斯坦福大學輿論對待愛德華在弗蘭克林和肖克利事件中觀點的卑劣態度，根本不能反駁他提出的指控，即斯坦福大學對嚴肅的反對意見，遠不如對鸚鵡學舌的人云亦云的所謂意見來的熱情友好，雖然前者的益處通常更大！”
諾奇克教授的下場，讓肖克利事件的討論變得越發激烈……
於是……出圈了……
《斯坦福大學日報》在接下來的幾個禮拜中連篇累牘的刊載各種評論、讀者來信和討論此事的文章。
作者中不乏知名學界權威和新聞人物。
雖然這些無法改變肖克利被禁止開課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