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了？”
見無人回答，趙駿納悶道：“沒人知道嗎？”
場中還是無人應聲。
因為事關自己的利益，他們出言的話無疑是做階級的背叛者，何況這裡他們也沒資格去談論這些核心內容，所以一個個都識趣地閉嘴。
趙禎沉聲說道：“趙老師你說。”
“好吧，其實不是生產力下降，而是社會財富被少數人掠奪走了。”
趙駿聳聳肩說道：“兩漢時期土地兼併嚴重，莊園體系成為主流耕作方式，世家豪強瓜分了大量田土，普通自耕農的數量下降，導致稅收嚴重不足，加上邊境不穩，天災不斷，引發了內亂，國家覆滅。”
趙禎納悶道：“我看漢代的史書倒是少，而且也不是很瞭解裡面的內情，所以我想問問趙老師，為什麼漢代會出現稅收嚴重不足的情況？”
“這個問題問得好。”
趙駿笑道：“就是因為世家門閥的隱戶、隱產、隱田成為了躲避朝廷賦稅的手段，朝廷收不上來稅，養不起軍隊，地方百姓活不下去，自然就只能聚眾造反。”
“與這個情況相似的還有明朝以及清朝，清朝雍正時期透過改革短暫解決過這個問題，不過也就是短暫解決，後來全讓敗家子乾隆把政策取消了。”
“反倒是唐宋比較能收得上來稅，唐朝制定了較為完善的稅收制度，財政收入非常健康，所以安史之亂後也能勉強維持住整個局面。”
“只是節度使的問題已經尾大不掉，猶如分封制的藩王一樣，在各自領地裡有徵兵權和稅收權，結果造成了五代十國。”
“宋初加強了中央集權，又在繼承唐朝稅收制度的情況下，進一步完善，農業稅和商業稅同樣能收得上來，在客觀上維護了宋朝的統治。”
宋代的財政收入一直是歷朝之冠，因此也被譽為最有錢的朝代。
可惜的是有錢不幹正事，也成為了最窩囊和憋屈的朝代之一，和晉朝清朝一起並稱三大恥辱王朝裡，也就是靠著有錢才能苟延殘喘，否則國祚不會長久。
晏殊沉思道：“所以稅收不上來，才造成了漢代綠林、赤眉、黃巾才聚眾起事？”
“嗯，這就是我說的爭奪社會財富總值，生產力就這麼點大，地主豪強階級瓜分了大量蛋糕，留給皇帝和百姓的那部分就變得很少，也就是所謂的二八定律，百分之二的人擁有百分之八十的財富，失地農民越多，政權就越不穩定。”
趙駿點點頭：“王莽想要改變這樣的情況，但操之過急，不僅沒有抑制土地兼併，還加劇了內耗，既得罪了地主豪強階級，又讓百姓生活更加艱難，在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下，綠林赤眉自然就紛紛起義。只不過兩漢時期豪強地主階級還是太強大，所以農民起義軍並沒有奪取江山。”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趙禎追問。
“因為地主豪強階級依舊是社會財富的掌握者，這一點到隋唐都是，劉秀靠的是南陽豪強地主階級支援，袁紹袁術曹操等人都是豪門出身，李世民更是關隴集團的貴族代表。”
趙駿侃侃而談道：“這些人本身就掌握著大量的財富資源，可以透過擁有的資本徵召兵馬，加入到爭奪天下的隊伍當中。包括唐朝時期的節度使，五代十國時期，都可以算作地方軍閥與豪強勢力在爭奪天下。所以從兩漢一直到宋代，掌權者都是世家門閥的代表，包括趙匡胤。”
趙匡胤並非平民出身，歷代皇帝裡，出身最卑微的有且只有一個，那就是朱元璋。劉邦都好歹是個亭長，劉秀也勉強能頂個宗室的光環。其餘人大多都出身於世家權貴，像趙匡胤家族就是世代官宦，到趙匡胤他爹那一代，已是後周禁軍統領。
因此從西漢建立龐大的帝國開始，直到明朝之前，歷代正統王朝的掌權無一不是世家權貴。他們所擁有的社會資源以及財富比例遠多於農民起義軍，一旦天下大亂，群雄逐鹿，最先得利也最容易得利的就是這群人。
“既然是這樣的話，那宋朝就沒有出現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如果只是稅收的話，唐朝稅收也能收得上來，但農民起義規模卻非常大。”
王曾問出了關鍵問題，也是大家想知道的問題。
這一點趙駿以前說過，有宋以來雖然農民起義頻繁，但並未動搖國家的根基，最大的一次方臘起義，也僅僅持續了一年的時間就被平定，所以每個人都很好奇。
趙駿笑道：“這就是宋朝比較奇葩和幸運的地方，宋朝並不抑制土地兼併，蛋糕在宋初就被瓜分得差不多，正常情況下這種王朝肯定是會爆發大規模起義。比如宋初的王小波起義，但王小波並沒有造成太大的動盪。究其原因在於宋朝的生產力得到了提升，百姓勉強能有條活路。”
“你是說占城稻引發的農業革命？”
晏殊很快想起了趙駿之前說過的事情，占城稻這個東西早在真宗時期就引進，現在南方每年透過漕運運大量糧食到北方，就是因為占城稻已經在南方生根發芽，讓南方的稻米產量近乎翻倍。
趙駿說道：“是的，占城稻的出現讓宋朝人口急劇增加。生產力大幅度提升，蛋糕也變得更大，雖然有大量失地農民出現，但由於社會財富的總量增加，讓這些失地農民可以有更多的路子。比如去城市裡面從事手工製造業、服務業、金屬冶煉業、建築業等等，不至於餓死。”
“並且這些產業得到發展之後，還能帶動原本過剩的糧食產出，促進經濟發展，增加勞動就業率。可以說是老天爺在眷顧宋朝，要是沒有形成這次農業革命的話，後來的方臘起義，宋朝基本就得涼涼。”
“再加上從漢唐開始，中華大地就已經打通了前往西方的道路。等到宋代的時候，中亞乃至歐洲的商人都已經出現在了廣州、泉州、汴梁等地，透過對外貿易，出口絲綢、瓷器、茶葉、鐵器、漆器、紙張等產品，獲得大量財富。”
“史料記載，南宋時期，任泉州市舶司提舉的趙汝適在《諸番志》中寫道，泉州港的海外貿易範圍東起菲律賓，西到非洲東安，北到日本、朝鮮，包括西太平洋與印度洋在內的五十八個國家和地區，年進出口貿易額已經達到了一億多貫，可謂是客商雲集，繁榮似錦。”
“而且這還只是泉州市舶司，其餘廣州、杭州、明州、密州都有市舶司，每年各國與宋朝來往經商的進出口貿易在三四億貫以上，南宋小朝廷能夠靠著半邊江山活著，賦稅比北宋時期只多不少，全靠這些通商口岸以及那高達80%總財政收入的商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