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晉心中也是有些無奈。
雖然說自己是吏部尚書，號稱天官，掌管天下官員的任免和升遷，看起來似乎好像權力很大，但也只能夠決定四品以下官員的任免和升遷，四品以上的官員則是需要由內閣和吏部商議之後決定。
同時，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同學又弄出了一套以小制大的制度出來，簡單點來說，那就是小官其實完全可以不鳥你官大的，也就是吏部權力大一些，各地的官員都怕劉晉這個吏部尚書。
要是其它五部，各地的官員未必都會鳥你，在以小制大的制度和傳統之下，即便是五品的御史都可以扳倒堂堂的一品內閣大臣。
明朝中後期黨爭嚴重，東林黨人最擅長的就是用御史和言官不斷的去彈劾自己敵對黨派的大佬，御史言官一般都是五品、四品的小官，結果卻是屢屢將朝著的重臣被扳倒。
這樣的一套制度執行了一百多年，劉晉進行吏治改革，推行考核制度的時候，很多官員根本就沒有放在心上。
甚至於有太多、太多的官員因為這個改制和考核制度而不斷的彈劾劉晉，弘治皇帝哪裡都有專門的一個房間用來防止那些彈劾朝中重臣的奏疏，其中彈劾劉晉的最多。
劉晉制定出來的這些制度和考核制度，對這些官老爺來說，肯定是不好過的。
以前只需要喝喝茶、審審案子，小日子就可以過的舒舒服服，他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用錢鋪路，打通上面的關節，然後就是多和同年、同窗、同門、同鄉等等官員交流、交流，自然而然升遷就不是什麼問題。
可是現在呢，先不說升遷的問題，單單是考核制度之下，他們需要做的事情就非常多了。
要關心人口增長問題，又要組織地方的鄉紳、老百姓，大家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一起來修道路、水庫、堤壩、橋樑等等。
還要多徵稅，因為稅收的增長也是考核的重要指標之一，而收稅很容易就得罪地方的鄉紳、大族、商人等等，可是偏偏又還要他們來一起組織搞基建什麼的。
總之，新的制度之下，這些當官的日子變的難過多了，完全沒有以前那種瀟灑自如。
以前當官，想要讓我收稅，那是不可能的。
收稅那是搜刮民財，不僅僅壞了自己的名聲，還要得罪地方的鄉紳，這當官如果得罪了地方的鄉紳，那可就真的難做了。
故而在以前的時候，沒有進行稅務改革之前，大明朝廷一年的稅銀也都還不到三百萬兩銀子，說出去沒有人能夠相信。
要知道現在隨便一個港口一年的稅銀都是百萬兩計算，大的港口，如天津港、淞滬港等，一年的稅銀都是千萬兩級別。
以前當官輕鬆自在，小日子舒服，飲詩弄月，又不會得罪地方鄉紳，可是現在呢，日子難過的很，忙裡忙外，事情多，又要得罪地方的這些鄉紳，這日子自然不好過，折騰！
故而有很多官員不斷的考核劉晉，也有很多的官員乾脆理都懶得理會劉晉制定的這些考核，管你怎麼樣，反正該幹嘛就繼續幹嘛。
在這一點上，那些四品以上的大員是最不配合劉晉的，因為他們官職品級高，升遷並不是吏部這邊說了算的，還需要經過內閣，有些三品、二品的官員，那更是如此了。
劉晉有時候呢也是很無奈，地方官員的升遷任免，自己說了還是說的，可是到了高階別官員這邊，自己想要動一動就沒那麼容易。
這就很容易導致自己制定出來的政策沒有辦法徹底的貫徹執行下去，說到底，這官場官員之間都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彼此之間同門、同鄉、同年、同窗等等，高階別的官員更是如此，門生故吏遍天下，自己想動都考慮清楚。
聽到劉晉的話，弘治皇帝微微點頭。
這事情，他是知道的，劉晉的吏治改革和考核制度遭到了多少人的反對，他最清楚了，彈劾劉晉的奏疏不知道有多少，劉晉這個吏部尚書的位置可不是那麼好坐的。
但治天下首要的就治官員，因為自己是透過掌管這些官員來掌管天下的，官員如果不聽話，不作為，那自己縱然是有再多的想法也無法實現下去。
這就是吏治的重要性。
以前沒有進行改制和實行考核制度之前，官員尸位素餐，碌碌無為，很多時候就會出現聖旨不出京城的現象，再好的政令到了地方，這些官員根本就不去執行，你縱然是有心治國，也只能夠乾瞪眼。
自從劉晉改制和實行考核制度之後，弘治皇帝都能夠明顯感覺到大明朝廷政令運轉變的更順暢，地方官員更加積極、願意去做一些實事，比如修橋鋪路、修大壩、建水庫、配合稅務衙門去徵收地方稅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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