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不是能力不行，而是南明以來根本沒開過科舉。
其中不乏連秀才功名也沒有，完全是憑著一腔熱血自願投身抗清鬥爭的。
不少人如張天望兄弟一樣，是毀家為國。
但就是這些根本不可能在史書上留名的小人物，氣節卻不弱於任何一位民族英雄。
想要建立根據地，就得鞏固地方。
鞏固地方的關鍵就在於官員的委任。
這一百位官員就是王五建設新根據地的執行者。
沒辦法，誰讓他軍中幾乎挑不出幾個識字的呢。
現在荊州和漢陽、荊門三地的明軍政權，其實大多是保留的清朝治理體系，就是與當地的地方保護者們臨時合作。
明軍這邊以不屠城、不擾民、不破壞為條件，地方保護主義者們則以交糧納稅，維持地方治安為條件。
不過這個合作是基於明軍的武力威懾，十分的不牢靠。
湖北再來個一片石之戰的話，這個體系瞬間就會崩塌。
因此，王五肯定要落實對地方的實際治理，從而將控制區內的人力、物力發揮到最大。
如此這一百個在山中堅持到現在的官員在王五眼中自然成了香餑餑。
南府政權建設雖然放手讓汪士榮主持，但不管形式如何，本制還是六房體制。
地方上是六房，朝廷就是六部。
哪怕是幾百年後的政權構架，也是以這個為基礎框架，區別在於細分出若干衙門而矣。
根據分府協定，南府控制的三府由王五這個中軍都督統籌安排。
三地總人口不到百萬，明軍現實際控制人口五十二萬餘。
耕地總數是非常可觀的，不過荒地數量也多，這自然是因為戰亂導致人口大幅下降。
哪怕是清廷給大量無地農民分地，現三地荒地數量仍可供百萬人開墾。
因此，沒有打土豪、分田地的需要。
只需大量招攬流民就可以。
以一隅之地想要成為新三國之一，現成治理模版肯定是孫可望在雲南的“營莊”模式最適合明軍。
所謂營莊，就是將管轄區內的土地一律設為規模不等的營莊，再由大西軍派出莊頭管理。
營莊內的土地統一種植，統一收穫，便連種子、農具也統一分發使用。
與後世的集體農莊一個意思。
八旗的旗莊也是如此。
營莊產出，大西軍得四分，百姓得五分，田主得一分。
看著百姓只得到收成的一半似乎很少，實際相較交給田主的租子和官府的賦稅，百姓實際所得卻是更多。
而且在集體生產這一模式下，種植效率遠比百姓小戶種植要高，收入更高，分配也更多。
雖然田主的收入下降了，但靠著這一分收入也能維持，不至於起來造大西軍的反。
靠著這一體系，孫可望才得以雲南一地支撐起龐大規模的西營集團，掀起南明最有可能推翻滿清的武裝鬥爭高潮。
土地面積上，雲南作為省肯定比王五控制的三個市要大的多，但耕地面積雲南跟湖北又差得遠。
荊州、漢陽、荊門三地的耕地數量恐怕就趕上雲南的一半。
因此，孫可望能靠營莊製成為一方霸主，王五這邊肯定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