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男的可真夠混蛋的。”本來在聽到前半段時，張母就想打斷，且篤定兒子是在含沙射影。但豈料後半段一出來，張母卻又相信了兒子是在講別人家的事。因為她覺得自己不到六歲的兒子是不可能會編出“外遇”“逼宮”“簽字”“分財產”這樣邏輯分明的劇情的。故也不禁在聽到此處時責罵了一句。
“媽媽，別插話，後面還有呢！”聽到母親的評論，張賀頓覺放鬆了許多，於是又繼續說道：“之後，老師就沒再來學校上班，一直帶著他家的孩子在父母家住。但她沒有同意離婚，而是一直跟她的先生就這麼耗著，直到有一天，他先生說單位分的新房下來了，且還給她請了個保姆，老師才帶著孩子回了新家。”
“這個男的還算有點良心。”張母不經意的打斷道。
“媽媽，您先聽我說。”張賀欲要坐起身的說道。
“好，你說，媽媽不插話了。”張母按了按張賀的肩膀道。
“但是等這個老師帶著孩子回到了新家，她卻發現，原來這套新房早在倆個月前，她先生就已拿到了鑰匙，且跟這個被稱為保姆的女的已經在這住了一個多月。若不是他們被鄰居舉報，說他們非法同居，估計她先生是不會突然叫她們娘倆回來的。”
“啊？這也太畜生啦！”張母驚道。
“媽，不許再插話，讓我說完。”張賀嗽了一下嗓子提醒道。
“而最讓這個老師無法接受的是，自從她那天回去以後，就一直是她刷碗做飯做家務，而那個保姆卻只負責每天晚吧晌兒（晚上）陪她先生出去玩牌。於是，這個老師就忍無可忍的去質問她的先生，問到底誰才是保姆？可是他先生卻二話沒說，上去就給了她一個嘴巴，又踹了好幾腳，要不是當時被那個保姆攔著，老師她都快被打的站不起來了。”
講到此，張賀突然停下來嗽了一下嗓子，他感覺自己好像已快說不下去了。因為這些個在前世真實發生在他眼前的場景，猶如一把把尖刀在不停的割著他的心。他好像並沒準備好，要以這種彷彿是在看著場景介紹的方式來給母親去講這個故事。
“怎麼不講了？說話說的嗓子疼了？喝口水吧。”張母見兒子突然停下來一個勁兒的嗽嗓子，便要起身去給張賀倒水。
“沒事，媽媽。您躺好了，我接著跟您講！”張賀重新靠在了母親的懷裡，講道：“之後沒過多久，她的先生便又叫她回去住兩天，說已經把保姆給轟走了，於是這個老師就又帶著孩子回去了。可是沒成想，孃兒倆剛一進屋，她先生就把老師給推到了他家的陽臺，從兜裡掏出了紙和筆，逼著她現在就簽字離婚。且威脅說，如果今天她不簽字，就會把她從他家12樓的陽臺上給推下去。還揚言會跟警察說，是老師舊病復發不堪折磨而選擇了跳樓自殺。也不管被鎖在房裡的他家的孩子怎麼哭喊大叫的拍玻璃，她的先生也都跟沒聽見似的，就那麼按著老師的脖子。”
“天哪！這是什麼人呀？太可怕了。那老師最後簽字了嗎？”
張母突然扭過頭詢問道。
張賀眼含著淚花，扭頭望著母親的輪廓，心中滿是心疼的答道：“沒簽，她先生也沒敢真來。轉而跑去法院起訴離婚了。”
“那後來呢？”張母繼續追問道。
“後來，又過了四年的時間，法院最終判定了她們離婚。孩子歸老師撫養，這男的每月出30塊撫養費，一直到孩子18歲。兩居室的房子，大屋判給了老師，小屋判給了她先生。”
“就這官司還打了四年呀？也是，這要是當時判了，估計還給不了30呢！”張母彷彿覺得一個月30塊錢好像是很多似的。
但這也不能怪張母。當下是1985年，按照統計局所給出的資料，北京市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的年收入只有900掛零，平均一個月都不到80。可是張賀所說的卻是1990年以後的事，是從他十歲到十八歲生日前的這段時間，其資料可是從每月170漲到了每月450，八年間翻了近三倍。更別提像張賀父親這樣的，正好趕上了首都鋼鐵廠最為輝煌的八九十年代的段長，其月收入更是比其他企業的職工多出兩倍還要拐彎。張母雖也在首都鋼鐵廠工作，但手術後先是吃勞保，而後又只能擔任保潔員的她，月收入就少得可憐了。這也正是張母不得不在手術和離婚後，選擇帶著張賀與父母同住的重要原因。
而此時，聽了母親的話，張賀也只得在無奈之餘，繼續講道：“大屋雖說判給了老師，但那所房子在石景山，離我們學校太遠，老師根本沒辦法在那邊住，所以那套房子等於還是他前夫享用。可是誰又能想到，正因如此那個男的竟然偷偷摸摸把房子換了。”
“啊？換了？他怎麼換的呀？換哪去了？”張母驚道。
“換到比石景山更遠，位於八大處腳下的模式口。”
“你們老師沒鎖門嗎？”張母追問道。
“要不怎說老師善良呢，她並沒有因為離婚就把大屋上鎖。但話又說回來，上鎖有用嗎？”
“那換的房跟那邊一邊大嗎？”張母繼續追問道。
“比之前的小好多，老師的大屋從15平米變成了8平米，她先生原先那個8平米的小屋倒比原先大了一點，大概10平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