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決定了對曹操變法的應對態度之後，就趁著章武四年臘月，把他的思路透過正規朝議流程、形成政令。
臘月剩下這點時間，用來完善立法條款差不多夠了，然後就可以趕在新年頒行天下。
當然了，實施這些涉及土地登記和抑制土地兼併的補充變法時，劉備也不忘查漏補缺，一併多借鑑一點這方面的先進經驗。
跟李素梳理了一個“目前還沒實施，但未來可以考慮”的土地變法大綱草稿。誰讓劉備知道李素對於政治設計總有奇思妙想，遠見非凡。
所以這份大綱草稿裡面的內容，也不用太嚴謹負責，純粹就是些空想和啟發，都屬於不知道猴年馬月才能條件成熟的。
比如，劉備既然跟李素聊到了土地稅賦政策的理想狀態是“履畝而稅”。
將來若是時機成熟，最好把田賦改為只與百姓實際擁有土地量掛鉤、而現行人頭稅裡的那部分糧食稅則要剝離出來，從此人頭稅只徵錢（絲織品）和徭役。
那麼，具體將來的田賦該如何界定、該不該按照田地質量區分上田和下田來微調單位面積理論稅額？
如果未來王朝存續時間久了、土地兼併問題再次惡化後，失地農民重新成為佃戶時，是不是該出臺一些保護佃戶、限制地主最大收租比例的法律條款？
如果定了這樣的條款，萬一人口爆炸人口密度太大，農民瘋狂內卷搶奪租佃機會，自願繳納比朝廷規定的地主能收的最高租稅上限還高的租子，朝廷又該如何處理？
這些問題，都是可以先腦洞推演一下的，留個草稿以備將來萬一用到。
加上在討論這些問題的過程中，李素也恰好談到了他自己做地主的一些經驗心得。（其實是甄家做地主的心得，李素的封地和莊園都不會親自打理，交給小妾的家人打理了）
他自忖他家的私有莊園的運作，已經算是比較寬待佃戶和僱農的了，這些做法都可以借鑑。
最後，李素給了劉備幾條大而化之的推演經驗：
首先，政府願意在適當的時候，規定地主給農民租佃的最高田租比例限額，這是有好處的。
就好比後世近代幾乎都有減租減息，甚至海峽對岸還有“37.5%減租”的變法，控制地主的最高租率。
而李素覺得在帝國時代，用法律把這個最高租率定在四地主六農民就很仁慈了，比曹操目前的五五開還少一成。
如果將來有地主階級違反這個最高租率，被人上告了，官府就可以出面懲戒。只要大多數地主階層還願意守法，這種懲戒也不至於引起亂子。
而且，終劉備和李素這一生，這操作估計是用不上了，只要留下備忘錄，將來啟發一下後世子孫即可。
因為這種情況至少百年之後才會出現。眼下剛剛戰亂將終，人口壓力小，不會內捲到農民瘋狂搶奪租佃權的情況。
同時，李素也啟發性地讓劉備自己想明白這些道理，那就是政府不能搞一刀切、不能指望宏觀調控完全替代市場的自然調節。
如果真到了人口極為稠密的年代，農民非要內卷不可，政府法令規定田租上限是沒用的。
到時候只會逼得地主不得不用別的綜合條件去衡量、把田租給誰不租給誰。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比如政府強行壓住地主只能收四成地租，那他就會一律按照四成的價位招租，然後再看看農民能給的其他附加條件。
到時候，說不定就是甲乙兩個農民都肯出四成地租，但甲農民更伶俐來事、肯當狗腿，地主就把地租給甲，讓乙餓死。
當然了，伶俐來事肯當狗腿，那也是一種本事，甲農民因為本事更多而活下來，也不算不公平。
可就怕問題繼續惡化，將來地主考量的是“甲乙兩個農民誰的老婆女兒更漂亮，而且願意在付四成地租後再額外把他老婆女兒也給我睡”，來決定租給誰，那就沒有下限了。
所以，政府以法律形式規定最高地租這種事兒，是必須有其他行政能力配套來保障實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