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看來，安順衝質桓靈，鮮卑之禍愈演愈烈，跟朝中自竇憲獲罪後，其後八十餘年，屢以外戚為大將軍掌兵、而天子亡故後又靠宦官另立旁支、外戚宦官互相攻殺、大將軍屢屢不得善終有關。
竇憲、鄧騭、閻顯，都是曾有對外武功的大將軍，卻不得善終，連續三朝先例在前，到後來幼君與外戚的關係便越來越勢同水火。
不僅把幼君推向了宦官，導致亂政加劇。也導致此後為大將軍乃至挾君把持朝政者人人自危，越來越想擁兵專權以自保，梁冀、何進、董卓、袁紹、曹操，愈演愈烈。
自梁冀以後，那些大將軍只是空掛其名以攬朝政，並無對蠻夷御外侮之功，因為權力鬥爭被殺，倒還不至於在後世史書上被人借鑑自比以自危。
但竇憲有封燕然山之功，可比衛霍，細讀其史，他本人不過是跋扈專權之罪，謀反則未必。從和帝對竇憲的處置來看，竇憲並非被朝廷定罪而明正典刑，只是落入辦案的大鴻臚梁棠之手，逼他自行了斷。
朕以為，先在弟妹修的《後漢書》裡，重新把史官點評的部分修飾一下，強調竇憲罪不至死，只是梁棠與竇憲兩家外戚宮鬥私逼致死，以顯示大漢公允。對於攘除外侮之武臣，非謀反不以死罪論的寬宥。
要是順利的話，把《漢紀》裡的韓信之死篇目，乃至《史記索隱》裡重新補足的‘太史公言’對韓信案的點評，也都加上，強調‘韓信罪不至死，高祖從未下令處死，為呂后似加重刑’。
如此，可能多挽救一些後世君、將之間的相互信任？至於明詔給這些古人重新定性，還是等過幾年，天下徹底統一再說。反正有朕一日，雲長翼德子龍這些是不用擔心的，朕擔心的是後世子孫任用的那些武臣，肯不肯釋懷為公。”
劉備也不能直接說自己祖宗不好，但好在他找的這兩個例子，已經是能夠儘量遮羞修修補補了。
韓信從法理上來說確實不是劉邦下令殺的，當時他在外打仗征討叛軍，雖然可以說呂雉的命令大機率是揣摩了劉邦的意思，但這裡面還能有機會圓回來一點。（韓信是否有謀反這裡不討論，展開又很長。我認同王立群教授的分析，削為淮陰侯的時候確實沒有反意。後來可以說有嫌疑，但畢竟是第一次被削了之後被逼了）
竇憲和辦案逼死他的梁棠的恩怨，也可以解釋。
因為竇太后和梁貴人的恩怨，就有點像靈帝時候何皇后和王美人的恩怨。竇太后是正牌太后，但她沒兒子繼承皇位，是被她壓制的梁貴人生的兒子成了漢和帝（但梁太后沒有像何皇后鴆殺王美人那樣殺梁貴人，她尋罪殺了梁貴人和梁棠的父親，梁貴人是自己驚嚇鬱悶而死的）。
所以說梁棠要找殺父仇人的弟弟報仇，私下逼死竇憲，也說得過去。
劉備這就是想把有統一戰爭和對外戰爭大功的人的定性平反一下，示好於後世武臣。
這招他活著的時候完全用不上，完全是他覺得這樣可以給子孫積德，讓武臣對皇帝的猜疑鏈稍稍鬆一些。
當然了，那些純粹因為外戚成為大將軍、混日子沒有對異族大功的，就完全沒必要平反了。不管他們有沒有謀反還是僅僅跋扈就被殺，不重要。武臣對君主的信任，也不會因為聯想到這些人的下場而有所損失
比如梁冀那種外戚跋扈將軍，對外作戰屁事沒幹成，哪怕他沒想篡桓帝，只是跋扈專權，殺了也就殺了，不解釋。再說梁冀也不是被明確問罪而殺的，是直接畏罪自殺。而且梁冀鴆殺質帝的罪名跑不了。
當然了，這一切的前提和操作，也就是基於劉備現在所處的環境、華夏文明之前還沒有武將篡逆為皇帝的先例，皇帝殺有功武將的先例也極少，所以還修修補補得過來。（武將篡國君、國君殺功臣的例子很多了，那都是春秋戰國時候的王，不是皇帝。有皇帝制度之後還沒有）
如果是已經唐宋了，惡劣先例歷史包袱太多，那還修補個屁。就算君主想修補，李素都會主動勸他放棄的，都爛了，補丁面積比本體還大，修不過來的。
歷史太悠久，有時候也是一種包袱。會讓每個人都代入其中的角色，然後揣摩“我代入的這類角色在歷史上有沒有善終”，來調整自己的行為習慣。
揣摸多了，原本沒有反意的，因為看到的悲慘案例多了，也殺心漸起（君臣都有問題，都有殺心，不是單方面的）。
現在這狀態，能不能補回來，李素也說不好，但劉備想嘗試，看起來就算幹不成，也不至於有什麼反效果，也不至於被說“揭祖宗的短”，導致思想意識形態混亂。
何況，兩個案子分別過去四百年和一百多年了，也可以解釋嘛，也確實不是皇帝親自下令殺的功臣，試試就試試吧。
劉備決定以後一定要教導後續子孫，好好讀讀歷史書，要自己讀，不能讓博士挑重點講解。
當皇帝的人，尤其是生於深宮，本來就對社會缺乏瞭解，不知民間疾苦，再不以史為鑑，根本就不瞭解如何代入和安撫臣子的疑慮。
安排完這些，劉備因為剛才提到了給韓信平反定性的事兒，也是越想越惋惜。
高祖一輩子留下的絕大多數是政治遺產，但唯獨這兒，讓人扼腕嘆息。雖然劉備也知道那是劉邦當年正統還不夠強，所以手段狠了一些。如果是劉家人已經當了哪怕五六十年皇帝了，再有個韓信都不用怕的。
如此一想，劉備就骨鯁在喉地衍生出兩個問題：“伯雅，高祖與韓信之前，雖然沒有武將篡帝、皇帝忌憚功臣之能而殺大將的惡例，但春秋戰國時國君殺大將、大將篡國君的例子還是不少的。
那為何只要國君與大將之間沒有篡逆相殺，天下的人心就可以信任這種穩定能一直被借鑑下去呢？為什麼他們不會借鑑到勾踐文種范蠡身上去？
如果高祖之前，秦始皇不再用民過重，以秦之正統，是否可以完全不殺功將而平穩有天下？秦始皇生前，王翦等人也頗得善終，蒙氏之死，那也是胡亥時所為。”
劉邦想到這一步，完全是徹底進入了“酣暢”向“酩酊”過渡的階段，所以連同情秦始皇的假設都開始說了。
當然，他作為漢朝皇帝，肯定不是出於希望秦始皇的天下一直下去，他只是忍不住做一個“正統性足夠的君主，該如何建立一套世世代代安撫武臣的制度”的思想實驗，以為自己借鑑所用。
這種思想實驗，他也只敢在沒有外人的時候問，否則太有損皇帝的形象。
面對劉備執著求知求安慰的狀態，李素決定給個高屋建瓴的回答，讓他放棄幻想，同時結束今天的討論。
李素：“陛下，諸侯國君背信棄義、出爾反爾、鳥盡弓藏，與皇帝做上述三類同樣的事情，性質是完全不同的。諸侯國君並非天下共主，有無道者，還有天下他國共誅之，弔民伐罪。
所以哪個國君做得不地道，自有外部勢力懲罰他，國民也不用擔心天道正義得不到伸張，不會把自己代入受害者，只會覺得那個君必然被百姓所棄、國力日衰、最後為其他諸侯所滅。
所以從這個角度，皇帝背信棄義的傷害要大得多，士庶百姓都會發現其上再無制衡競爭之人去懲戒這種背信棄義。而秦始皇不可能久有天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也跟他看不透這一點有莫大的關係，這種假設一開始就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