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的歷代王朝中，宋朝是一個很奇特的存在。
首先，它的改朝換代幾乎沒有流血。大家像鬧著玩似的把黃袍加到了趙匡胤的身上，大宋朝就成立了。
其二，武備極端鬆弛，文人士大夫地位空前絕後地高漲。宋太祖曾“勒石三戒”，給後代立下家訓，其中有一條是：不殺士大夫，不殺上書言事之人。所以縱觀整個宋朝歷史，文官被殺是極少極少的。
即便像蔡京這樣的奸相，最終也只是被貶為庶民而已。而即便勇如狄青者，戰場上所向披靡，好不容易當上了樞密副使，也被一幫子文官整得“憂懼而死”。
其三，經濟異常繁榮。據不太可靠的說法，宋朝的經濟總量佔當時世界的一半以上，為歷朝之最。僅靠傳統的農業，顯然是不可能有這麼高的收入的。宋朝政權為了提高收入，採用了多種辦法刺激工商業的發展。使得城市不再只是正治中心，更成為了經濟中心。商稅更是空前地達到了國庫收入的六成多，幾乎堪與後世媲美。
這裡所說的“多種辦法”，除了安民養民、發展漕運、鼓勵農桑等傳統手段以外，宋朝政策制定者還無師自通地掌握了經濟學“需求拉動”原理（管仲《侈靡》的升級版），刺激消費，拉動經濟水平的提升。
我們從《清明上河圖》的直觀感受和不計其數的文學作品的側面描繪中可以發現，宋朝人對商品的需求無論是種類上還是數量上都比前朝有了跨越式的增長：東京汴梁的茶樓酒肆，梨園青樓如雨後春筍；民間對絲綢，茶葉，書籍，紙張等相對奢侈的產品的消費更是潛力旺盛。更有甚者，大眾對休閒文化娛樂方面的關注程度也是前所未有提高，現代意義上的“服務業”在宋朝可以說是發揮到了極致。
當然了，宋朝的對外貿易搞得也是有聲有色，******一度成為了南宋政權的經濟支柱。
百姓富裕了，消費就多了。消費多了，生產者、銷售者所要上繳的稅收也就多了。到最後，宋朝皇帝一看，既然朕有這麼多的銀子（國庫年入億貫），那就可勁地造吧！
**官員工資太低？漲！使勁兒漲！要不說老趙家的人都是大好人呢，實在不是那扣扣索索的明朝老朱家能比的。
工資這玩意兒就像年齡，漲上去容易，想降下來就千難萬難了。一大幫子的勳貴、蔭補、宗親和每年進入體制的官員，就齊心協力地把老趙家的家底搬空了。皇帝一看這不行啊，總不能你們好吃好喝的，朕連一口羊湯都喝不起，這皇帝沒法當了！
那誰誰，給朕想辦法再弄點錢來！
要說古人就是聰明，自己沒招兒，就向更古的古人學習。漢朝桑弘羊弄了個鹽鐵**，咱也鹽鐵**，還開創性地來了個“酒麴**”。於是，淳化五年宋太宗“詔徵天下酒榷”，景德四年宋真宗“令計司將榷酤之法立為永式”。
其法有三。一是全官方壟斷，從酒麴的製作到釀造再到銷售都由官方一手包辦了。於是，後世熟知的國企的各種弊端就出現了，偷工減料呀，以次充好呀，花樣貪腐呀，強制抑配呀。最終，破產了。
二是買撲制度。包括城鎮酒務、酒麴場務、縣以下地區的酒坊承包三類。國家把不能盈利的或微薄盈利的大中小國有企業承包給了個人，既減輕了**負擔，又增加了**收入。看著眼熟吧！
三是特許酒戶制。又分為兩類，一類是用官曲釀酒沽賣的酒戶，號稱“正店”，東京汴梁就有正店七十二戶。另一類是向官府交納一定的稅課而獲得釀賣權的店鋪人家，他們廣泛分佈在官酒銷售的地區，有點像後世的授權品牌生產企業。
他們要去的雙泉酒店其實就是第二類的小型酒類生產者，所謂的“正店”不過是個噱頭而已。
當晏居厚一行人來到雙泉正店時，方仲永正侃侃而談。
見晏溶月果然來了，方仲永也不記得吹噓自己的博聞了，急忙催促店家上酒菜——不管什麼時候，伺候好孃家人總是不會錯的。
雙泉酒雖說是地方小品牌，但質量還是不錯的，放在後世大概也是一定要評為“多少大名酒”的。據那絮叨的小二介紹，本店雙泉酒採用純糧釀造、三蒸而成，非一般農家混酒可比。
彼時，蒸餾酒的技術已經在大中型的釀酒廠商中被廣泛使用，其酒精度數大約有三十度。所以，不要認為古人喝的都是低度的米酒、黃酒。否則的話，景陽岡酒店也不敢打出“三碗不過崗”的招牌了。拿兩瓶啤酒考驗梁山好漢的酒量，是不是有點瞧不起人？雖說武松一口氣喝了十七八碗，但英雄豪傑的酒量豈是我們凡人能比擬的？
方仲永不是英雄豪傑，但一連喝了十來杯雙泉酒，仍是面不紅、心不跳。自認為是酒國英豪的曾曄、晏居厚驚為天人。
只喝了五六杯就喝高了的晏居厚大著舌頭說道：“老弟你可以呀，這，這雙泉酒可是蒸過兩次的。一般人，都是一點點的抿著喝。你倒好，一口一杯，跟喝茶似的！”
曾曄笑道：“這正店也不過是徒有虛名，等有機會了，我們再到東京汴梁喝那樊樓的眉壽酒。來，飲勝！”
喝過酒的人都知道，凡是到最後嚷著“再來一瓶”的都是喝大了的主兒。曾鞏急忙給自己的大哥倒了杯溫茶解酒，曾曄咣噹一口就幹了，還喊道：“好酒！”
晏成裕也怕自己的哥哥喝多了，有樣學樣地倒了杯茶。晏居厚眼一瞪：“騙鬼呢？倒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