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穀梁傳·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
《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
《漢書·食貨志上》：“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士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
按照後世公司的架構來理解的話，就是：一等人是職業經理人，負責行政管理、組織生產；二等人是普通藍領，負責提供原材料和生產加工；三等人是技術工人，負責研發新產品；四等人是營銷部門，負責原料採購和產品銷售。
您是不是感覺排名有問題？
當然有問題了，以某官本位思想嚴重的國家有些扭曲的商業社會的價值觀來衡量，應該是士商工農。也就是官員掌控一切，商人與“白手套”們合作發財，白領們辛勤工作，農民伯伯辛苦吃土。
由此大概可以看出，古今最大的區別在於農和商的位置顛倒了。
這並不是封建帝王們良心大發，感念農民伯伯的辛苦而特意抬高了農民的社會地位，而是因為生產力的落後和工商業的畸形發展，而不得不喊出的正治口號。誰要是當真了，就真的是圖樣圖森破了。
以農稅僅佔國家稅收四成的宋朝為例。
北宋的田稅規定，向土地所有者按畝徵稅，每年夏秋各徵收一次（沿襲唐朝的兩稅法）。北方各地大致每畝中等土地可收穫一石，須納官稅一斗。江南各地由於產量較高，每畝須納稅三鬥。唐代的兩稅法是按資財多少徵稅的，而宋代則是按土地面積定額徵稅的。秋稅，是在秋熟後按畝徵收糧食；夏稅，是以收錢為主，或者折納綢、絹、綿、布。
按畝徵稅是徵稅的基本標準，但是在實際徵收時，還有所謂“支移”、“折變”的計算，從而提高了實際徵稅的稅額 。“支移”就是在徵收秋稅時，要求農民運至指定地點交納，如果農民不願隨長途運輸之勞，就要多交一筆“支移”，也就是“腳力錢”。“折變”就是在徵收夏稅時，錢物輾轉折變，也提高了實際交稅額。
官田招佃農耕種，由**收取地租，稱為“公田之賦”。但官田本身無人交納秋夏二稅，往往又把二稅加到佃農頭上，加重地租數量，即所謂“重複取稅”。
北宋的身丁稅規定，男子20歲為丁，60歲為老。凡是20歲至60歲的男丁，都要交納身丁稅，交錢或交絹，與兩稅同時交納。
北宋承襲五代十國的苛捐雜稅，以類合併，統稱之為“雜變”。其中名目繁多，如農器稅、牛革稅、蠶鹽稅、鞋錢等，即所謂“隨其所出，變而輸之”。
另有和糴、和買制度。和糴是官府強制收納民間糧米；和買是官府強制收購民間布抽。在實行和糴與和買之初，是按土地多少，分別派定強制徵購的數量，並付給一些預付款，到後來，則都是“官不給錢而白取之”。
司馬光曾言：四民之中，惟農最苦。農夫寒耕熱耘，霑體塗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蠶婦育蠶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蜮間為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谷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矣。農夫蠶婦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舍此之外，更有可生之路。
以這位老兄的人品和生活的時代，大概是可以保證這些話的可信程度的。
總之一句話，農民這個職業從古到今都是生存狀態最差的社會底層。你都底層了，大家壓迫你一下，讓你的負擔重一點，沒什麼問題吧？
當然，以中國農民忍辱負重、吃苦耐勞的品格而言，“一下”和“一點”大都是可以忍受的。
如果連農民碗裡的最後一口飯都要搶去，最後一片遮體的衣物都要拿走，農民即便是性格再好只怕也要“反他娘”了，斷然是做不到老老實實等死的。所以，中國王朝的變革往往都是以農民為主力的。
有廣大農民參與了，叫“起義”；沒有農民參與的叫“造反”,是要很快被消滅的。
這樣看來，無農不穩除了說明農業作為傳統農業社會的經濟基礎，還是有正治意義上的考量的。
至於商人之所以被排在“四民之末”的悲慘地位，方仲永只想說一個字：全都是自己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