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
——《雙城記》
一覺醒來的西門富貴——該叫方仲永了，最先想到的就是這句名言。
北宋政論家陳師錫這樣懷念“仁宗盛治”：“宋興一百五十餘載矣，號稱太平，饗國長久，遺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慶曆、嘉佑之治為本朝甚盛之時，遠過漢唐，幾有三代之風。”大文豪蘇軾說：“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
連南宋宰相、著名大奸臣秦檜都說：“昔我仁祖臨御，親選天下十有五人崇論宏議，載在方冊。慶曆、嘉佑之治上參唐虞，下軼商周，何其盛哉！”
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在《宋論》中說：“仁宗之稱盛治，至於今而聞者羨之。帝躬慈儉之德，而宰執臺諫侍從之臣，皆所謂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
即便是“十全老人”乾隆都說他最佩服的三位帝王，除了他爺爺康熙與唐太宗，也就是宋仁宗了。
如果要把歷史上關於宋仁宗的正面評價一一羅列，本書也就不用寫下去了。
簡而言之，宋仁宗完全符合了封建士大夫對於仁君的定義。於是，各種花式吹捧紛至沓來。
然而，事物皆有兩面性。
誠然，宋仁宗在位時，中國的經濟水平達到了封建時代的最高峰。西方有好事者拿宋仁宗（1022——1063年在位）時期，國庫的年稅收總額來比較2009年的美元購買力，得出當時中國的GDP高達2000億美元以上，佔到了全球總量的50％以上，而人均GDP也赫然超過2000美元。而燈塔國在最巔峰時期，其GDP也只佔到全球的30％左右。甚至當年“日不落”帝國，在19世紀中葉最為強盛之時，其GDP也未曾超過全球的40％。
對於喜歡說“我國曆史上……”的中國人來說，實在是足以讓人激動並吹噓很久了。
但是，就像我們不能和大姚平均身高，不能和馬首富平均收入一樣，國富不等於民富，更不等於全民皆富。
農業經濟佔據絕對優勢的經濟結構決定了，土地必然是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於是，大規模的土地兼併就成了封建王朝不能治癒、只能延緩的頑疾。仁宗時期的這一頑疾甚至並沒有得到緩解。“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卓錐之地。”（《宋史》卷一三七），就是這一時期，關於財富兩極分化的真實寫照。
而且，一位仁慈的皇帝，未必是一位英明的皇帝。宋仁宗的軟弱與好大喜功，“寬仁少斷”（蔡襄語）導致他在內政、外交、軍事上的表現乏善可陳。與遼歲幣，與西夏歲幣，更是為宋朝贏得了“鼻涕宋”的美名。要知道，給敵人送物資，何異於抱薪救火，割肉飼狼。最後導致，靖康年間，遼國送了宋徽宗、宋欽宗二人“北方十年遊”豪華大禮包一份。
方仲永思索半天，最終得出一個結論：宋朝不好混啊！看似一片繁花之下，是即將噴發的火山。特別是想到100年後的“靖康之難”，就讓人毛骨悚然。雖然那時候自己八成是掛了，但備不住子孫要遭受異族的蹂躪。
甚至更往遠了去想，元、清的入主中原，清末西方列強的割佔，某骨子裡帶著原罪民族的荼毒，都與此時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
若無兩宋的軟弱與腐敗，則無遼、金、元；若無元的無知與粗暴，則無明的小農意識；若無明，則無清的自大與腐朽；若無清，何至於讓那低等民族叫囂著“三個月滅亡中國”。
不行！絕對不行！這是一個多麼偉大的民族啊！這是一個多麼善良的民族啊！它絕不應該遭受如此多的苦難！
上天既然給了我一次重來的機會，我就決不能任由悲劇重演。
我要讓煌煌中華永遠屹立於世界之巔。
我要讓所有已知和未知的文明以說漢語、穿漢服為榮。
我要讓某個骨子裡帶著原罪民族亡國滅種。
可到底應該怎麼辦呢？
實業救國？不懂經濟，無法發動經濟戰爭；不懂玻璃等暴利商品的製造，不能獲得獲得巨大的貿易順差。
文學救國？先不說文學能不能救國，在歐陽修、蘇東坡橫行的年代，可行性實在是太低了。
為今之計，只能利用“先知”的優勢獲得入仕的機會，並逐步取得對內對外政策的話語權，然後升職、加薪、迎娶白富美，啊不，是在體現個人價值的同時，
為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十天後，正當方仲永坐在門前右手托腮，cos“思想者”而冥思苦想之際。一聲“小二哥”驚醒了他。
抬頭一看，卻是隔壁七叔的小女兒，名叫妞妞。今年六歲，扎著兩隻小辮，平日最喜歡與方仲永玩耍。
只聽妞妞張開掉了兩顆門牙的小嘴說：“小二哥……”
“停！叫二哥，或者仲永哥都行。別叫小二，聽著像是跑堂的。”方仲永急忙制止。
妞妞從善如流：“好的，小二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