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明鑑，這是那些人不學無術，斷章取義，”張居正面不改色道：“卻沒有站在歷史高度上，審視‘濮議之爭’的歷史定位。”
這時候袁煒也插話道：“皇上，不妨聽聽他是怎麼說的，看看在不在理。”
“那你倒說說，是怎麼個歷史定位？”嘉靖按住怒氣道：“莫要強詞狡辯，朕不是可以被矇蔽的昏君！”
“聖明不過皇上！”張居正叩首道：“微臣豈敢隱瞞。”說著侃侃而談道：“臣研讀歷史的體會是，評價一件事情的是非對錯，不能看當時人怎麼看、當時人怎麼想，甚至不能看大多數人的想法！”
“呵呵，難道要看你張太嶽的想法嗎？”嘉靖不無諷刺道。
“為臣惶恐，當然不是。古人云，當局者迷！蘇東坡也說，橫看成嶺側成峰，只緣身在此山中。微臣認為，當時人受其立場、利益甚至感情的侷限，很難公正、公平的對待‘濮議之爭’。”張居正沉聲道：“縱觀嘉佑末年，宋廷積弊重重，以王珪為首的兩制，和以韓琦、司馬光為首的宰執，在改革一事上分歧很大，對立嚴重！那個時候英宗皇帝的一片至孝之心，難免會被兩派人馬利用，為了打壓對方，為了反對而反對！”
聽到這兒，嘉靖不由動容，大感知己的點頭道：“倒有些道理。”在他看來豈止是有些道理？簡直是說到他心坎上去了。大禮儀二十年，讓嘉靖身心俱疲，等到塵埃落定，落花流水後，嘉靖難免回想整個過程，發現起初也許是真為了‘繼嗣、繼統’而爭執，但到了後來，君臣爭鬥到了白熱化，爭執本身已經沒人理會，純粹成了為反對而反對，為壓倒對方而戰鬥了。
世人愚昧，總是覺著那些一身正氣的清流，掌握著普世的真理，永遠不會犯錯一般，所以將所有的非難都加諸於皇帝，和支援他的張璁、桂萼、方獻夫等人身上，說皇帝不顧大體，偏執獨行，說張、桂、方等是隻會趨炎附勢的鑽營殲佞。
這是嘉靖皇帝多年的心結，他一直希望能有身後的美名，卻知道大禮儀注定會給自己抹黑，但他縱使權力無邊，卻也沒法改變人心，徒呼奈何之下，他變得無比避諱此事。現在聽到張居正這樣說，心中感到十分安慰。
但安慰歸安慰，多一個張居正理解自己，還是於事無補……嘉靖有些沮喪道：“你倒是看得清楚，可又有什麼用？還是沒法說清誰是誰非……”
“聖人曰：‘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張居正卻不這麼看，道：“臣的體會是，等到事情瞭解一段時間後，塵埃落定了，當事人都已經退出舞臺了，歷史自然會有定論。”
“什麼定論？”嘉靖有些急切的問，說完又解釋道：“朕問的是濮議之爭。”
張居正沉聲道：“看諡號！”
“看諡號？”嘉靖道：“你是說皇帝的諡嗎？”心中未免有些失望，因為輩宋以後，對諡號要求只用美諡、平諡，而不能用惡諡，也就是一味的溢美之詞，拿這個說事兒，難免不能讓人信服。
“不是。”張居正搖頭道：“是大臣的諡號！”說著伸出二根手指道：“微臣只據兩派首領人物的諡號，便可知故宋後世對他們的褒貶！”
“講！”嘉靖這下來了興趣，張居正這個方法，是他從沒想到的，但一聽就很有道理，因為官員的諡號，是由其身故後，士林討論之後，交由禮部頒下的，可以說是其一生的總結定位，自有高低之分。
而對兩派首領的蓋棺定論，無疑也彰示著宋廷後來對此事的態度……考慮到英宗短壽，三人定諡時，他早已駕崩多年，這結論就更加讓人信服了。
謹身精舍中檀香嫋嫋，張居正清聲而談道：“當事兩派主事者，支援派有韓琦，得諡忠獻！司馬光，得諡文正；而反對派的首腦王珪，有的文獻上說是得‘單諡文’，有的說是諡‘文恭’的，不過兩者都差不多。大褒大貶莫過於此，可見宋朝人的觀點已經確鑿無疑，所以微臣才敢大膽引用此事！”說著一叩到底，道：“皇上明鑑！”
嘉靖聽了沉思一會兒，便兩眼直冒金光，竟激動的連連道：“好！好！好！”可見被他徹底打動了。
袁煒則偷偷打量著張居正，心驚肉跳道：“難道此子作此文章時，早就想到會有今天？那可太可怕了……”
為何張居僅僅列出三個諡號，便讓皇帝失態，尚書心驚呢？這就得簡單介紹下官員的諡號了。要知道諡號這東西，可不是一般人能得的，必須要有百官和禮部共議決定，而且在宋朝時，皇帝在此事上沒有發言權，也就是說，都是死者同僚們商量出來的，所以可以看出當時人們對他的評價。
官員諡號不像皇帝諡號那樣一味溢美，不是亂起的，那在禮部都是有規定的。單說宋朝，一般都是一字為正一字為輔，也就是兩個字的。首字是對官員進行定姓，對文官來說，最高的是‘文’，終宋一世，得‘文某’者不過一百四十人；對武官來說，最高的是‘武’，終宋一世，得‘武某’者，不過二十多人而已。
文後面的第二字，按照高低順序排隊，依次為‘正忠恭成端恪襄順……’武后面的第二字，按照高低順序排隊，依次為‘忠勇穆剛、德烈恭壯……’
還有一種更牛逼的，就是文武雙全的，會得通諡，以‘忠’開頭，其中以‘忠武’者最美，因為這是千年偶像諸葛亮的諡號；其次是‘忠獻’，‘忠肅’，‘忠敏’等。韓琦既當過宰相又當過元帥，當然是文武雙全，得一僅次於諸葛亮的諡號，可以體現其在當時人心中地位之高。
當然絕大多數人，文就是文，武就是武，涇渭分明的。讀書人都有個理想，那就是‘生當太傅，死諡文正’，太傅是官銜的最高等級，而文正就是諡號的最高等級，士林公認，此是‘諡之極美，無以復加’，終宋之世，得此諡者，不過歐陽修、范仲淹等寥寥數人，都得是公認的德才兼備，毫無瑕疵的完人才行，司馬光能得此諡，便已被認為是無可超越的完美了。
而王珪的諡號，一說是‘文’，一說是‘文恭’，這倆可都不是什麼好諡。先說前者，‘單諡文’，這是給學問高深者所諡的字，得此諡者，本身是學問大家，但是和政治的牽連並不大，比如‘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程朱理學’的朱熹，‘新樂府運動’的白居易，還有些名氣較小，也得此諡的，如楊億、李翱、陸希聲、權德輿等人，這些人都多多少少當過官，但都不算是國之重臣，參政也不深入，所以單諡‘文’，是專門是為了讚揚其在學問上的造詣。由於他們和國政的相對隔絕，所以沒有用另外一個字來配合，因為後面一個字無論是‘正’、‘忠’、‘襄’、‘愍’等等，都需要在政治活動中體現出來。
對政治家本身來說，除了學問之外，更看重的是對其為政的評價，也就是諡號的第二個字……如果缺失的話，實在不是什麼好評價。
但王珪和晚他一年身故的王安石例外，這兩人確確實實是重臣，都攪動一時風雲，身上的政治氣息，隔著十里八村的就能聞到，為什麼也是‘單諡文’呢？這要從當時的政治氣氛考慮，拗相公的諡號‘文’是哲宗給的，哲宗時新舊黨的勢力仍然還在相互抗衡著，哲宗本人也經歷了從一箇舊黨支持者向新黨靠攏的過程。特別是由於太后的存在，情況變的更加複雜。也許是為了妥協，兩邊都不想得罪？所以起了個不帶政治褒貶的諡號？還是有意否定兩人在政治上的表現？這就不得而知了。
但無論如何，一個風雲數十年的宰執，卻沒有得到政治上的肯定，那便是大大的失敗了。
聽了張居正侃侃而談，嘉靖忍不住駁他一句道：“那麼文恭呢？《宋史》上說他諡號’文恭’，並不算差呀！”
“放在別人身上不差，”張居正竟笑起來道：“放在王珪身上，可就是莫大的諷刺了。”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