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宰執們，從家裡、有司官署，趕到都堂的時候。
宮中已再次降下了十餘個御批卷宗。
每一件，都有寬宥。
首犯或從腰斬、斬首，改成絞甚至是刺配。
從犯則從刺配沙門島/重配刑徒等改成了流放三千里/一千里不等。
同時，判詞也寫的相當漂亮。
或是引經據典，以聖人的名義，說明寬刑省罰，對於德教的重要性。
或是援引列聖的判例（宋稱‘斷例’）——是的，你沒有看錯！
中古的大宋，司法實踐中，是看重判例的。
趙煦的父皇，甚至在元豐時代，下詔命大理寺、刑部，編纂了一部《元豐斷例》來指導州郡官員，審理案件。
趙煦上上輩子，也曾命大理寺有司官員，編纂了一部《元符刑名斷例》來指導司法實踐。
這主要是因為，大宋的商品經濟發展迅速。
而作為成文法的刑統，根本跟不上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種種問題。
老幹部遇到了新問題，怎麼辦？
很多人都是無足適從。
特別是許多案件，都開始觸及儒家的雷點。
譬如說父母在，但兄弟爭產。
又或者說，夫妻之間，發生了經濟糾紛。
這個時候，一般人別說判案了，連審理的膽子怕是都沒有。
生怕碰到政治雷區，一不小心把自己給炸上天（譬如登州阿雲案）。
好在，大宋天下州郡，情況極其複雜，什麼樣的案子，都曾出現過。
所以，大多數人，在遇到類似棘手問題的時候，就會統一的做出相同的選擇——抄作業！
只要能找到某位名臣，在類似案件上的判決依據和結果。
那麼自己依樣畫葫蘆，總歸錯不了。
且因為是名臣的判決，理論依據、司法依據、道德標準都是現成的，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政治上的隱患。
像阿雲案後，類似的案件，都是照抄阿雲案的判決結果。
故而，大宋的司法實踐，是法（成文法）與例（判例）互相補充的。
宰執們拿著宮中降下的卷宗，仔細看著上面的判詞內容。
一個個都是嘖嘖稱奇，驚訝無比。
然後就紛紛面朝保慈宮方向，頓首拜賀起來。
哪怕是素來以‘不擅阿諛’、‘不知變通’聞名的傅堯俞，也是如此。
他甚至，比其他所有人還要激動。
沒辦法，傅堯俞是個理想主義者，他的一生都在追求‘致君堯舜上’。
如今，理想看到曙光，他如何不激動？
在這樣的情況下，呂公著召集的都堂集議，自然是一致透過他提出的‘稱賀’所有建議。
包括，上表稱賀，告祭太廟、遣使去永裕陵、永厚陵，告祭英廟和先帝。
右相蒲宗孟，甚至建議，應該以此為契機大赦天下，遣使佈告列國。
不過這提議有些過於諂媚，而且，要花一大筆錢，所以被否了。
於是，都堂宰執當即全體簽押，然後由曾布執筆，寫下了一篇賀表，立刻送入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