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的，與元叉一起輔政的高陽王元雍，榮貴之盛，一食值錢數萬，有憧僕六千、使女五百，曾與河間王元琛鬥富。
這大腿抱的好啊。
也許是看到劉騰死後，元叉的放鬆，知其大勢已去，便趁胡太后與元詡南巡洛水時，邀請他們到自己的府邸中，商討對付元叉之事。
正光六年（525年），胡太后與元詡發動政變，解了元叉的職，胡太后再次臨朝，改元孝昌。
再度臨朝的胡太后，將劉騰追奪爵位，刨開劉騰的墳墓，散露其骸骨，並沒收財產；元叉被貶為民，之後，有人告發，元叉與弟弟元爪謀反，將兩人全部賜死於家中。
兩人的黨羽也被處理，勢力散去。
經過千辛萬苦，再度臨朝的胡太后，卻並沒有好好把握這次機會，朝政舒緩，威刑不立，牧守所在貪惏。
去年（正光五年）時，便爆發了六鎮起義。
這“六鎮”，不是指六個鎮子，是北魏在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東北）以北邊境設定的六個軍鎮，自西而東為沃野（今內蒙古五原縣東北）、懷朔（523年時改為朔州，今內蒙古固陽西南）、武川（今內蒙古武川縣西）、撫冥（今內蒙古四子王旗東南）、柔玄（今內蒙古興和縣西北）、懷荒（今河北張北）六鎮。
既然是都城北邊，那就是代地一帶，還留在代地的北魏貴族，可以劃分為舊貴族，對“太和改制”都有自己的看法。
有言曰，六鎮起義，是因為這些舊貴族遠離權利中心，對此表示不滿，也有言曰，是因為“太和改制”破壞了原來的供給系統，呃，就是說，原來將軍們的財富都是靠搶，改制後，跟漢人一樣，拿俸祿，而且對這些人的補給沒有到位，便起了亂。
狗熊認為，這兩點都有。
對於第一種說法：
北鎮不設州郡，以鎮、戍領民，號為鎮民，主要是鮮卑拓跋部民，地位較高。隨著北魏疆域的擴大，強制漢族及其它族的大族豪強、部落酋帥徙邊。
文成帝以後，又不斷髮配囚犯戍邊，從此鎮民的地位日益下降。
孝文帝遷都洛陽後，政治、經濟中心南移，北鎮失去軍事上的重要地位。
進入中原的包括拓跋在內的各族貴族加速漢化及封建化，而北鎮仍然保持著鮮卑化傾向，鎮民被稱為“府戶”，屬於軍府，世襲為兵，不準遷移。六鎮鮮卑和鮮卑化貴族與將士的待遇及升遷不如洛陽鮮卑貴族。這種排斥鮮卑武人的政策在當時京城洛陽也能看到。
再來說說第二種說法：
太和改制後的皇帝，高祖孝文帝元宏、世宗宣武帝元恪、肅宗孝明帝元詡，這三個皇帝，元宏最為整敕，之後兩個皇帝，一個不如一個。
朝政舒緩所帶來的局面，便是各種妖魔鬼怪橫行。
關於六鎮的實質：
六鎮即便是作為鎮將的統治階級來說，在北魏的統治序列中只是處於中層，並非北魏統治的核心成員。
以婚姻來講，六鎮的領民酋長以及漢族豪強、代地豪帥之間多有通婚的記錄，本軍鎮之間互相籠絡屢見不鮮，卻很難同北魏的勳貴階層和漢族高門聯姻。
從地位上來講，六鎮的將民在孝文帝遷洛並沒有經歷很大的改變，基本上六鎮地區鎮將和鎮民之間還是保持了原有的統治關係。
關於補給：
太武帝之後，隨著對柔然作戰的逐漸減少，北魏對於六鎮的供給開始轉為輸血模式。
獻文帝時，北魏在南征戰果頗豐的情況下實行了租輸三等九品制，即透過編戶資產的多少分為三品和九等來評定編戶應該繳納多少賦稅的制度。
作為賦稅徵收依據，北魏的上三品戶輸入京師，中三品戶輸入他州要倉，下三品輸入本州。
而對於六鎮地區來說，三等九品租輸製為其提供了一個自京師達於邊鎮的供給體系，除了本地的賦稅收入之外，還有來自於臨近六鎮州縣的補給和京師平城的輸血，這在孝文帝遷洛以前，這個體系基本保證了六鎮的供給問題。
在遷洛之前，擔心由於遷都導致六鎮斷糧的孝文帝，多次下詔加大對六鎮地區推行“三長制”和蒐括隱戶的力度，試圖推動六鎮地區的農業發展。
事與願違的是，因為六鎮地區的豪帥壟斷了軍鎮中大小職務並透過聯姻、鄉里關係等構成了共同的利益關係，三長制這種以“五家為鄰，五鄰為裡，五里為黨”分設三長來推行均田，並嚴重損害豪帥利益的制度在六鎮地區實行基礎很差。
關於氣候：
六鎮都處於中國的北方，不對，是更北方。
大家都知道，新疆北部、內蒙、陝北、晉北、東北這一溜，氣候都比較寒冷，有時偏南些的地方都豔陽天了，這一帶還偶爾降降雪，所以，對於畜牧來說，特別是在古代，就不是那麼美好了。
在這樣人為加自然的環境中，六鎮的生活，其實並不好，又碰上朝政舒緩，朝堂上爭權奪利，魑魅魍魎橫行，在六鎮這些偏遠地方，一直被壓著的妖魔鬼怪，終於找到了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