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安東王劉文淵薨逝的訊息傳抵洛陽之時，朝廷上下都下意識地鬆了口氣，這老傢伙總算死了，這件事，對朝廷那些敵視安東的權貴來說，實在是一件喜事。
過於久遠的未來不提，也不說接下來幾十年，至少在建隆皇帝當朝，安東不可能再成為朝廷心腹之患。其餘安東王室與安東國的結合，遠不如劉文淵帶來的威脅大。
因此，朝廷如常進行藩王薨逝的喪儀表示之外，對安東王爵的傳承也沒有任何阻礙，大開綠燈。對安東王室後裔的瞭解，這幾年朝廷可是惡補了一番，比起如虎如狼的劉文淵，劉繼覃就是隻溫順的綿羊了，縱然其不安分，他的那些兄弟們也可以讓朝廷做許多文章.
可以說，隨著劉文淵的死，朝廷與安東宗藩之間，太宗與秦王嫡長之間，持續了幾十年的明爭暗鬥，方才真正沉寂下來，暫時告一段落。
在劉文淵薨逝的同時，大漢帝國朝堂之上也已發生巨大變化，呈現出一種全新格局。而對於帝國權力高層來說，任何變化，最終都落在人事的變化上。
顯然，帝國中樞的人事格局又發生重大變化了，人基本還是那些人，但尚書令換人了，就是最大的變故。就在建隆八年上元節後不久，“罷相詔”頒佈了，雖然很突然，過程卻簡單而順利，擔任整整七年帝國“首相”的寇準，以“足疾”卸任。
當然，皇帝劉文濟給他找了個不錯的養老之所，以其遠赴東南，知湖州。在帝國對宰臣的任用中，雖不乏使職地方者，但從堂堂首相改任一小小知州，這種情況只能說明一點，那就是此人遭遇了仕途上重大挫折，並且，餘生就此沉淪，很難再有起復。
這樣的際遇，對性情剛烈、志趣遠大且權力慾望極強的寇準來說，並不是那麼容易接受的。尤其是，寇準年方六十四，對一個首相來說，並不算老，而寇準一向精力充沛，勤於政務，他的目標可是成就開寶首相趙普那樣的功業與名聲.
然而，這一切隨著罷免詔書的下達，都戛然而止，大漢帝國終究是一個君主專制的國家，而在位的也不是一個平庸、懦弱之主，而是一個用了十一年將自己帝位打造得固若金湯、將自己權威散佈全天下的腹黑皇帝。
劉文濟固然不如世祖、太宗那般強勢，帶有絕對的主角光環，但就十年在位時間的表現來看，這絕不是一個像看起來那般好對付的皇帝。
當失去皇帝的信任之後，那寇準的相位自然也就保不住了，以劉文濟的手腕，有的是辦法將他排擠出朝廷。謫遷湖州，沒有一擼到底，抑或貶到個窮山僻壤，都算是一種挽其尊的寬容了。
提起寇準，你至少不能否認其見識與才幹，以及大事、要事上的謀斷能力。至少在尚書令的七年多時間裡，對於大漢帝國的發展，還是做出了突出貢獻的。
寇準的貢獻，主要在於三方面，一是協助劉文濟鞏固皇權，將康宗時代籠罩在大漢皇帝身上的那麼抹晦色去除，這是根本，如果在這件事上跟不上腳步，寇準也當不了這麼多年尚書令；
二則是整頓吏治，反腐肅貪，重倡太宗遺風，狠狠地打擊了自康宗朝以來複萌的舞弊、奢靡、貪墨之風，帝國法制的權威性再次得到恢復；
第三就是從未擺在檯面上，但明裡暗裡一直在做的事情，對帝國勳貴們的打壓，不管是提拔培養庶族官僚、地主，還是削弱勳貴集團在朝廷權力中樞的存在感與影響力，這些都是在建隆時代一個很明顯的政治特徵，當然由此積累的政治矛盾也同樣衝突。
因此，在尚書令的位置上，寇準並不是一個庸碌無為之人，相反，他是個有為之臣。但是，有為之餘，也往往伴隨著數不清的非議，不得不說，在“建隆改革”中所引發的種種矛盾與敵視，寇準也幫劉文濟分擔了一大半。
“倒寇派”也就是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出現了，並且，不只是那些利益受到損失的勳貴，還包括很多本屬同階層的庶族官僚。比如寇準一直鄙視的南方官僚，以及諸多受不了寇準強勢甚至強硬到蠻不講理程度的治政作風。
鑑於此，雖以趙普為目標，但寇準永遠達不到趙普的高度。首先沒有一個世祖皇帝那樣的最高領導，就是先天劣勢，另一方面，在為人處事方面，寇準比之趙普也有不小的差距。
這是個聰明人，但聰明的地方，並不完全為皇帝所喜，不管是太宗還是劉文濟，都是類似的觀感。要知道，當年向德明之後，擇尚書令時，對寇準劉文濟都是有所疑慮的。
但最終選擇寇準，也是政治的選擇，至少，這個人能辦事、敢辦事，並且辦成事的能力很強。在劉文濟走向皇權巔峰的旅途中，寇準就是一個急先鋒的存在，用起來也很趁手，有這麼個精力充沛、作風果敢的大將，劉文濟在治國過程中省卻了很多精力，在處理一些棘手問題的時候也有更大的餘地。
因此，就是劉文濟也從不否認寇準的能力，只是，時間在流逝，朝局在變動，人心也在變化。到建隆七年，在把桀驁不馴的安東王劉文淵壓制之後，劉文濟的地位從裡到外都得到了徹底的鞏固，再無人能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