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天府糜爛，成都被圍的訊息，也足以讓皇帝寢食不安。不過，到了這等地步，劉暘反倒穩住了，朝堂之上，臣僚之前，談及蜀亂，甚至能開開玩笑，一副輕鬆的樣子，從從容容地統御內外，籌措平叛事宜。
即便皇帝心中實則是焦急如焚，面上始終剋制著，給楊延昭軍去的詔書中，更是明確地指示，不要急躁，不要輕進，讓諸將聽令而行，朝廷會保證軍需之供應，等等。
劉暘是竭力給楊延昭緩解壓力，他畢竟也是上過戰場的，對於兵家一些門道也瞭解，心知急躁不得，戰略上是不肯再犯任何錯誤了。這樣的舉措，當然是有用的，一定程度上，被委以重任的楊延昭，揹負的壓力比皇帝還大。
就是劉暘考慮那般周到，傾盡信任相托，楊延昭依舊想著儘快解決蜀亂......
起義軍的決策，不管是東擊川東也好，還是反攻成都也罷，其內在原因，說穿了也就是一種求生的慾望，一種野獸般的本能。
由於連續的災害，川蜀的糧荒也不是一年兩年了，潘佑在任時，還能竭力協調賑濟，平抑糧價，安撫人心。然而元年的大旱，進一步加劇了糧食危機。
當起義爆發，戰亂頻仍，起義向剝削階級宣洩來自農奴賤民復仇怒火的同時，也將原有的社會治安與生產經營秩序衝擊了個支離破碎，土地荒蕪，糧食短缺，飢餓危機，也形成了一個惡性迴圈，這也是蜀亂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的直接原因。
然則，劍南真的缺糧嗎？不盡然，缺也不至於缺到這種程度。只不過，就和土地與鹽、茶、絲三寶一般，糧食這種基礎而救命的物資，同樣集中在權貴、地主、豪商們手裡。
讓他們把寶貴的糧食拿出來救濟窮人，少量地邀買名聲可以，大規模救濟那是官府的事，誰家也不是開善堂的。派糧也可以，拿錢、拿地、拿人來換......
統治階級壓迫日甚，不給活命，勞苦大眾自然得造反，而如果造反這樣激烈的抗爭運動也僅僅基於活命，那也註定走不遠。
當扛起“均貧富”的旗幟後，固然是萬民影從，光環加身，但同時，作為領袖的李順還得餵食聚攏在四州嗷嗷待哺的嘴。亂事越搞越大，人也就越聚越多，到幾十萬張嘴時，生存依舊是起義軍第一考慮的問題。
打下川東，而後東出湖廣就食，打破川蜀牢籠的同時，還能把義軍的光輝播撒到大漢更多的地方。這一構想，隨著瀘州之戰的失利，被徹底打破。
於是，回攻成都，繼續從成都平原這片哺育了千千萬萬的蜀中兒女的土地上覓食，這也是無奈的選擇，沒有生產能力，也沒有時間從事糧食創造的起義軍，只能去搶奪既有的生存資源。
即便這種選擇無異於自陷囚籠，隨著時間的推移，朝廷的平亂大軍正各方朝蜀中趕來。
如果說王、李起義在舉事前期還有“反苛政，均貧富”的正義性的話，那麼隨著李順大軍北上，兵困成都，隨著生存壓力的一步步走高，在飢餓與死亡面前，那絲正義性也迅速被泯滅掉了。
歷朝歷代農民起義的失敗，除了反動勢力的頑固與強大之外，起義者自身的侷限性則是根本而重要的原因，王、李二人，也未能打破這個規律。
在北上初期，還是有很大一批人歡欣鼓舞，喜迎義軍，但情況慢慢地就發生變化了。起義軍要活命，成都周邊計程車民百姓同樣要活命，大夥可以為了這一相同目標匯流，生存的壓力之下，也有可能導致彼此仇視互戕害。
隨著幾次進攻成都不果之後，起義軍在一種微妙之中漸漸變質了。那些既沒能逃進成都，又沒有流離他方逃難，而是選擇留下，支援李順大軍的人發現了。
義軍的到來，非但沒有改善他們的生活，讓他們獲取應有的“公平”，反而加劇了混亂，連起碼的安寧也喪失了。去年大旱，農事耽誤了，今歲旱情緩解，因為戰亂又耽誤了。
更讓人無法接受的是，起義軍也開始四處搜掠了，為了滿足進攻成都需要，李順的部下們四面出擊，幾乎要把附近州縣的地皮都刮乾淨，如蝗蟲一般吞噬著所有看得到的東西......
而到這一步，就徹底有違起義初衷了。早在王小波起義之初，在解放旁戶小民的過程中，義軍一直保持著相對良好的作風與軍紀，不說秋毫無犯，但絕無凌虐之舉，就是被抄掠的那些地主富戶，也會給他們留下基本的口糧。
這個作風，在李順軍轉戰初期，也一直保持著。然而，這種“仁義”對於一群由旁戶、下民組成的起義軍來說，實在太難得，也難以長久。
狹隘的見識度與低效的組織力，讓他們在面臨問題時，只能採取一些簡單而粗暴的辦法，激情過後，乃是更加的瘋狂。生存問題面前，什麼強權公理都不可怕，什麼禮義廉恥都拋諸一邊。
對於義軍的變化，李順也很苦惱，然而他也沒有太好的辦法，他雖是起義軍的領袖，但對於部下的約束力，實在不算強。同時，他也需要各種資源，尤其是糧食，以維持對成都的進攻。
成都拿下來，未必就能解決問題，但不拿下來，就只有死路一條。何況，義軍能打勝仗，一靠胸中那口怒氣，二靠人多，三靠不怕死，說到底，還是靠人命去填。
義軍將士犧牲付出了那麼多，蜀中父老兄弟姐妹也該貢獻一份力量。另一方面，大家都活不下去起來造反，你還能活下去，這如何能同舟共濟，並立偕行？只有大家都成為一類人，才能打破蜀中那灰沉已久的天，為千萬蜀民爭取到一絲新希望......
當然，李順也不是什麼都沒做，畢竟他們還是拯救貧民的義軍，又都是蜀中父老，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絕。
察覺到對部下掌控力的不足，李順自度，認為是自己威權不固的原因。蜀中的起義軍，雖以李順軍為核心，但實質上還是各種勢力、各股來源涓流匯聚，李順固然是領袖，部下響應其領導號召，但並不受他絕對約束，起義軍上下甚至沒有一個清晰的組織架構......
於是，為了樹立權威，起到約束義軍的效果，李順想出了一個法子：稱王。
雍熙二年2月15日，起義軍首領李順在漢州稱王建制，自稱蜀王，改元建興，置百官，分封將帥功臣。
稱王之後的第一件事，便是再興兵馬，大攻成都。與此同時，李順又分兵四方，向外擴散，掠糧掠丁，沒辦法，成都平原也養不活那麼多軍隊了。
但是，派往周邊攻略的“蜀軍”，這一回遭到沉重打擊，各州各縣，官兵鄉勇，都是竭力剿賊。顯然，人心已經在悄然之間發生了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