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謀議。詔下，高拱、郭樸惘然若失。高拱以自己是新帝肺腑之臣，卻對遺詔渾然不知，因而與徐階構怨
更深。穆宗即位後，徐階以碩德元老仍居首輔位，旋又引張居正入閣，高拱心不能平，在論登極、賞軍
事、去留大臣是否請上裁決等問題上，數與徐階抗爭，矛盾日趨表面化。隆慶元年正月，胡應嘉謫外，言
路認為出於高拱指，於是群起交章攻之。給事歐陽一敬奏劾尤力，將高拱比作蔡京。高拱怒甚，請徐階
擬旨責杖奏劾者，徐階不應。高拱被迫求退，穆宗不允。徐階屈於皇帝的意思，也擬旨慰留，但絕無譴責
言官，高拱越發生氣，一次公開在閣與徐階舌戰。高拱攻擊說：“公在先帝時導之為齋詞以求媚。宮車
甫晏駕而一旦即扳之。今又結言路而逐其藩國腹心之臣，何也？”詰問之勢洶洶。徐階徐徐辯答曰：“夫
言路口故多，我安能一一而結之，又安能使之攻公。且我能結之，公獨不能結之耶？”他又說，我並非是
背叛先帝，以遺詔讓先帝自責是為先帝收人心……。至於齋詞一事，徐階坦認“因我罪”。但他反問高
拱：“獨不記在禮部時，先帝以密札問我：‘拱有疏，願得效力於齋事，可許否？’此札今尚在！”高拱
頓時“頰赤語塞”，打了個敗仗。但高拱並不甘心，他以徐階弟和家人在鄉里橫行不法事攻訐徐階，並
授意門生齊康劾徐階。徐階疏辯乞休。當時徐階正因遺詔復起世宗時被謫諸官而受到部院大臣、科道言官
的感恩擁戴，權勢灼熱，故言路交章請留徐階，還集體去徐階第敦勸視事，另外極論齊康、高拱罪狀，甚
至群集闕下，吐唾辱罵齊康、高拱。三月之內論劾高拱的奏疏竟多達三十餘份，高拱不自安，連疏十二，
稱病乞休。穆宗挽留不能，遂准以少傅兼太太傅、尚書、大學士銜回鄉養疾，遣行人護送。齊康則坐黜
外調，郭樸不久也乞歸回裡。
重為首輔
隆慶二年（1568）七月，徐階致仕。第二年張居正與太監李芳等合謀，奏請復起高拱。是年十二月，冷落了一年多的高拱接旨後，不顧臘月嚴寒，日夜兼程，直奔京城，以大學士兼掌吏部重新登臺。言路原多與高拱有隙，故人多不自安。胡應嘉聞高拱復出，驚嚇破膽而亡，歐陽一敬也在解官歸田途鬱郁而死，一時人心惶惶。高拱透過門生腹心散佈言論，安撫言路諸官說：“華亭有舊恩，後小相失，不足為怨。”“拱當洗心滌慮，以與諸君共此治朝”。言之鑿鑿，頗為大度，於是人心稍安。 高拱再度上臺後，盡心國事。他“為人有才氣，英銳勃發”，辦事操切，又不跡常規，在吏治、籌邊、行政等方面多所建樹。當時高拱以內閣兼領吏部事，責任重大。他“晨理閣事，午視部事”，十分勤勉。他認為吏部職在知人，但真要了解一個人、用其長處並非易事。當時官場士風頹敗，為官只是獵取高崇，“權勢烜赫者則羨之，正色直言，謫貶蹭蹬者則輕之”，全不以行為品德為準。因此造成官場“理不明，氣亦不振”，官吏以奔趨、巧媚為能事的局面。對此，高拱到任不久即在吏部建立了嚴格的官員考察制度：“授諸司以籍，使署賢否，志爵裡姓氏”，每月彙集一次，交吏部由高拱親自過目。到年終將冊籍全部匯總吏部，作為官吏黜陟的依據。天下大治，必須廣選人才，高拱看到天下科貢佔七成，制科僅為三，但朝廷重製科而輕科貢，他以為“崇其三而棄其七”是失措之舉，應該進士、舉人並用，惟賢是視，量才錄用。但舉人就選，他又主張“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雜官，不得為州縣之長”，因為州縣之長是地方父母之官，責任艱重，必須精力旺盛者才能承擔。他又認為，國家必須廣蓄人才，到了要用時才去尋覓稱職的人，那是來不及的，於是提出備才之說：“今於緊要之官，各預擇其才宜於此者，每三二人置相近之地，待次為備。一旦有缺，即有其人，庶乎不乏。”他還公開招賢，明令選司，“凡有所缺，悉揭諸門外，使眾見之”，各有司可以薦舉人選。過去吏部推升官吏，只少數人事，十分隱秘，高拱盡反其道，說：“堂有侍郎，司有員外，疏皆列名而事不與聞，何居此，不過欲行其私耳。吾改其是。”他叫人抱牘至後堂，命人當眾揭牘，“即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對於被黜官員，高拱必親“告以故”，黜者“無不懾服”。當時馬政、鹽政被視為閒局，朝廷輕之，因而失人廢事，使“善政無聞”。高拱體察下情，知馬鹽二政官處遠方貧薄苦寒之地，自是艱辛，遂提議改本省廉謹有才者任之，並寬其交納之額。如遇優異，則超等擢用。其官重，馬、鹽二政當自修舉，利於國家。高拱還制定和採取了旨在加強考察人才、選拔人才的許多制度和措施，“開王親內轉之例，復一甲讀書之規，正撫按舉劾之差，核京官考滿之實，分進士講律之會，定進官升授之條，議有司捕盜之格”。這些都得到穆宗的準旨，得以實施。於是使朝廷上下、各類官員出現了人人激奮的新氣象。依照明朝舊例，內閣輔臣，“若兼領銓選，則為真宰相，犯高皇帝厲禁矣”，但高拱先以閣臣、後以首揆掌吏部事三年之久，雖犯忌有非議，但成績斐然，利在社稷。 影視劇的高拱形象
隆慶年間北方蒙古韃靼俺答部依然不斷入擾，邊患成為朝廷沉重負擔。作為內閣輔臣，高拱也將籌邊視為己任。嘉靖後期，徐階曾對嚴嵩秉權時造成的邊防潰敗有所匡補，選用了一批驍勇善戰的將才赴邊禦敵，又飭厲地方有司加強守備，與將校通力合作，但積重難返，一時邊防猶人力財力不足。高拱治宿弊，便首先把眼光放在邊防用將用人方面。兵部歷來只設侍郎二員，協理部事，由於公務繁忙，他們平時很少巡閱邊務。但一遇邊方總督缺員，他們倒要前去頂補。若抽身不出，還得請移他官。去者都不諳邊務，常使事倍而功半。於是高拱提議在兵部添設侍郎二員，主要巡閱邊務，瞭解下情，做到對邊方險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都非常熟悉。這樣邊務有人專管，總督員缺，也可即刻往補。高拱認為“兵乃專門之學”，但現在兵部系統用員往往“不擇其人”，優秀官員將才又常常遷為他官，為此特請準兵部自己選將備才。他提出：儲備本兵，當自兵部司屬始，邊將由兵部司屬往任。選得有智謀才力者，不得隨意他遷。侍郎、總督應經常對換，使他們熟悉彼此情況，一旦尚書員缺，即可頂任。這確是一項加強兵備的良策，頗得穆宗讚許，後來“邊方兵備督撫之選，皆於是取之”。高拱還訪得邊方之官，長年鎮守邊衛，“涉歷沙漠”，“出入鋒鏑”，可他們的俸資待遇和升擢提拔，都與內地處和平環境者同，“甚者且或後焉”。他以為這極不合理，建議對邊臣應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功名常在人先，其他官員不得與之相爭。對邊臣久卓成績者更應體恤、厚加優撫，定期給假令回署休息，“使其精神不疲，而知慧不竭”，如此“以勤王事濟必多得”。在加強邊防將帥力量的同時，高拱與徐階一樣，也看到邊沿地方有司在防衛上的重要作用。長期以來，充任這類邊沿地方官的，不是雜流，便是遷謫者。朝廷對他們不關心不體察，待遇極差，所以他們沒有上進心。而“邊方有司，有疆埸之責，才者憂懼不堪，即優禮而鼓舞之，猶恐不振”，高拱於是“請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兼通武事者，呼叫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充任邊方有司，以三年為期，比內地超等升遷。若有軍功，不次擢用，總之，“惟以治效，不循資格”。這些都有力地鼓勵了戍邊將帥和邊方有司的進取心。
高拱辦事有膽有識。當時接徐階任首輔者為李春芳。李春芳為人寬厚，居政持論平，不事操切，雖無失措之舉，卻總顯得氣魄、才力不足。高拱仗己是穆宗腹心之臣，慨然以天下為己任，發揮了李春芳起不到的作用。隆慶四年（1570）八月，北邊有警，高拱以尚書陳希學、曹邦輔，侍郎王遴各率師背城列陣以待；以京尹慄永祿、南都御史護守山陵；又起御史劉燾在天津守通糧，而以總督王崇古、譚綸專征剿無內顧；以侍郎戴才理軍餉。由於佈置周密，防範嚴謹，蒙古兵未敢入犯。
十月，俺答孫把漢那吉因與祖父發生衝突，率所屬阿力哥等十人前來求降。巡撫方逢時、總督王崇古主張受降。奏上，朝議紛然，多以為敵情叵測，不能貿然收留把漢那吉。高拱與張居正卻一致支援王、方意見，請奏穆宗加封那吉指揮使，並“厚其服食供用”，以誠相待，結得其心，穆宗準旨。接著高拱又命邊臣讓把漢那吉穿錦衣、坐華車、騎好馬，前呼後擁在街市行走。俺答得曉明廷厚待其孫，深受感動，遂決意與明朝和好，請封貢之事。此議一起，朝廷上下有如鼎沸，反對派援引宋朝講和之例，力言不可。高拱先利用考察科道之機，將極力反對與俺答結好的夢熊“降二級，調外任”，以息異議。他又發內閣舊藏成祖封瓦剌、韃靼諸王故事，揀發兵部。並說以己求人機在人，以人求己機在己，現在虜求於我，主動權在我，應該允許。他還說，這次俺答請貢，“較之往歲呼關要索者萬倍不同”，“故直受而封錫之，則可以示輿圖之無外”。這種將蒙古與原看成一個整體的觀念，比僅圖邊安的想法又高一籌。高拱批評反對派：“彼嘵嘵者豈為國籌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為後言耳！”遂無敢復言者。隆慶五年（1571）三月，明廷封俺答為順義王，其他各部首領也分別封為都督指揮、千戶、百戶等有差。八月，明廷又準與俺答互市。
時陝西三邊總督以該邊不同宣、大，不欲通貢互市。高拱擬旨切責。不久陝西三邊也開貢市。“數月之間，三陲晏然，曾無一塵之擾，邊氓釋戈而荷鋤，關城熄烽而安枕”，從此基本結束了明朝與蒙古韃靼各部近二百年兵戈相加的局面。
在滿朝爭議的情況下，穆宗能如此迅速、圓滿地解決這一先朝遺患，與高拱等的著力贊襄是分不開的。在議貢過程，主通貢互市的總督王崇古曾以人言求去，高拱知後，一面在朝廷力稱崇古議，一面抱病修書崇古：“惟公安心暢意，始終此事，不必更懷憂慮”，使崇古受到極大鼓勵和寬慰。方逢時因封貢事曾面會俺答下人，遭人彈劾，說他“輒通寇使，屏人語，導之東行，嫁禍鄰鎮”。高拱力斥其謬，“撫臣臨機設策，何可洩也”，保護了方逢時，使他免受貶謫。穆宗以拱“殫忠遠謀，勞績可嘉”，進高拱少師兼太太師、尚書，改兼建極殿大學士。
封貢事既成，高拱猶居安思危，擔心邊方兵將因無事而疏怠偷安，再壞邊備。他一向主張“不恃人之不吾犯，恃我不可犯；不恃人之不吾欺，恃我不可欺”，強調自強。於是再上疏，“請每歲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閱視，以今視昔，錢穀贏幾何，兵馬增幾何，器械整幾何，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拓廣幾何”，明白開報，若比往昔有所增益，則與過去戰時擒斬同功論賞；如果只保持以往水平，則罪如失機論處。上嘉納之。兵部遂一一制定具體措施行之。 以後的幾十年，西北邊境始終安定，無大擾，此亦高拱一大政。 高拱在南方兩廣、雲貴邊事上亦頗多建樹。隆慶初，廣西古田壯族人韋銀豹等據寨反明，有司多次往撫剿，均不效。高拱再起，薦殷正茂為總督往剿。正茂任法嚴、善戰，但性貪。高拱說：“吾捐百萬金予正茂，縱乾沒者半，然事可立辦”。其實，他在用正茂的同時，已著眼於提擢、培養本省人才，在兩廣郡縣“多除制科，寬其薦額，勿拘成數”，引導民風向上。不久，果然“亂民樂業而向化矣”。時人都以高拱為善用人。隆慶四年，貴州撫臣告土官安國亨叛，請進剿。高拱不輕信是言，經深入察查，知“國亨非叛，而巡撫者輕聽讒言以幸功也”，便專派員前去安撫釋嫌，避免了一場兵戎相加。
專橫招議
高拱勵精圖治，不數年內，政績卓然，自是一面。但他以才略自許，負氣凌人，“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觸之立碎。每張目怒視，惡聲繼之，即左右皆為之辟易”，很是專橫跋扈，這是他的另一面。正是這一面，造成了他與同僚的仇隙不合，以致招來物議，釀成了以後被逐的悲劇。 先是四年七月，曾也是裕府舊僚的大學士陳以勤，因與高拱有小嫌，又見高拱在內閣不可一世，恐終不為所容，便激流勇退，引疾罷去。不久，掌都察院大學士趙貞吉因高拱挾私憾考科道，上疏請止。高拱不悅，與之相傾，嗾門生、給事韓楫劾趙貞吉庸橫。趙貞吉也抗章劾拱。穆宗眷高拱竟令趙貞吉致仕。趙貞吉曾因高拱以內閣掌吏部，權如真宰相，請李春芳謀與掌都察院，以遏高拱權，李春芳許之。趙貞吉去，李春芳自不安，李春芳又曾因徐階事與高有隙，遂於五年五月乞休歸田。高拱接任首揆，越發趾高氣揚。時殷士儋甫入閣輔政。士儋亦高拱裕府同僚，因不曲事高拱而久不得擢。後取旨入閣，高拱不悅。後有人劾高拱心腹張四維，高拱疑殷士儋指使，又嗾韓楫相脅。殷士儋不能忍，在內閣當面詬拱：“若先逐陳公，再逐趙公，又再逐李公，次逐我。若能長此座耶？”說罷竟揮拳擊高拱。五年十一月殷士儋也被驅出。這樣，舊輔除張居正外，悉被高拱排斥一淨。高拱位居極品，頤指氣使，專擅國柄。 然而高拱心總有一段未了的宿怨，即對當年轟他出京的徐階及其諸言官耿耿於懷。隆慶四年四月，他因海瑞當年劾他的舊怨，將海瑞從應天巡撫調南京清銜。不久，又並其職，逼海瑞“謝病歸”。他還“盡反階所為，凡先朝得罪諸臣以遺詔錄用贈恤者，一切報罷”。四年冬，刑部、大理寺例讞獄，本與高拱無關，他卻“自以意請朝審主筆”，且說“上命我視吏部，部事皆吾事，第須得情耳”。其實是專為王金一案改讞。王金是世宗時方士，被徐階逮下獄，法司論以殺父律當剮，高拱為之辯解不懈，後以減戍免死。原內閣有專辦書事的誥敕房，序班十人。高拱起復後，十人久次考滿當遷，但因他們是徐階下屬，高拱不予理睬。十人求上門去。高拱詭笑說，“吾即有應，必不令若曹有侏儒之羨”，及令下，十人皆對品外調，為邊遠倉大使。只此一斑，可見高拱栽人之巧。雖如此，高拱猶不解恨，“專與階修部，所論皆欲以階，重其罪”。徐階致仕後，在鄉里大治產業，還聽任弟橫行鄉里，引起當地百姓的憎恨。高拱親自進疏論徐階：“原任大學士徐階（放歸後），當闔門自懼、怡靜自養可也。夫何自廢退以來大治產業，黜貨無厭，越數千裡開鋪店於京師，縱其攪侵起解錢糧，財貨將等於內帑，勢焰薰灼於天下”，甚至還“故違明旨，（令人）潛往京師，強阻奏詞，探聽訊息，各處打點，廣延聲譽，跡其行事，亦何其無大體也”。接著高拱“嗾言路追論不已”。隆慶五年，高拱起復原蘇州知府蔡國熙為蘇松兵備副使，以蔡國熙與徐階故有小隙，授意他，窮治徐階及弟，“階三皆就係，擬以城旦，革其蔭敘，入田四萬畝於官”。徐階狼狽不堪，無奈之，只得向高拱俯首，“從困上書拱，其辭哀”。此時，張居正也以階事“從容為拱言”，暗示他衡量利弊。高拱見徐階大勢已去，不無欣慰。一箭之仇既報，便豁然大度，修書徐階，稱“今以後原與公分棄前惡，復修舊好，毋使藉口者再得以鼓弄其間”。同時又接連給蘇松官員去信，至囑對徐階三及家人作寬處，稍存體面，並在蔡國熙的奏疏上批字：“太重，令改讞。”高拱之所以願對徐階網開一面，本意在於：見徐階慘狀，不免“兔死狐悲，不無傷類之痛”，與其修好，可安撫蘇松鄉紳，改善與徐階舊僚的關係。高拱的出爾反爾，使“蔡國熙聞而變色，曰公賣我，使我任怨而自為恩”。
逐歸田裡
隆慶年（1572）正月，高拱為柱國，進極殿大學士。然而他專橫更甚。加之其門生韓楫、程等日夜奔走其門，狐假虎威，專以博戲為務，人都惡之。高拱初尚持清操，後漸狎奢，常對人曰“日用不給，奈何？”門生、下僚聞之，爭相進獻，“賕納且集矣”，因此遭致物議。御史汪輝上疏譏刺時事，語連高拱，高拱召而罵之，亟補寧夏僉事以出。尚寶卿劉奮庸也上疏糾拱，給事曹大野則抗章劾拱不忠十事，有高拱擅權報復、排斥善類、超擢親戚鄉里門生故舊，以及親開賄賂之門等等，穆宗不聽。二人皆謫外任。
張居正與高拱為故裕邸舊僚，張居正謀高拱出，高拱也亟稱居正才，兩人尚稱友善。高拱居揆席，張居正又肩隨之。高拱多與同列發生衝突，張居正獨退然下之，不與介入。對於智謀出眾的張居正來說，長期屈居人下，是不甘心的。他退而不與爭只是一種策略，高拱並不察知。隆慶五年張居正為徐階三事諷言高拱。高拱下人傳言張居正受徐階三萬金賄賂，高拱不辨真假，以此誚張居正，張居正怒，而高拱也疑曹大野之奏章受張居正指使。兩人便存隙離交，張居正逐高拱之念漸強，於是暗結太監馮保，以借貴力量圖事。 高拱著 《病榻遺言》四卷
隆慶年五月，穆宗大漸，召高拱、張居正等入內。穆宗執拱手曰：“以天下累先生”，宣內閣受顧命。時司禮監授遺詔，有二札，一給皇太；一授高拱，有遇事內閣與司禮監馮保商榷而行之說。高拱識其矯。未幾，穆宗崩，神宗即位。神宗幼衝，馮保倚仗太后勢，挾持幼帝。高拱欲懲官專政，上言五事，請詘司禮監權，還之內閣，又唆門下言路疏劾馮保。高拱想與張居正共成此事，使人語居正曰：“當與公共立此不世功。”居正得迅即密報馮知。馮保遊說太后及幼帝前，誣高拱欺太年幼，欲廢之而迎立河南周王，自己得國公爵等等。馮保又買通兩宮近侍，復言之，“皇后與貴妃皆愕然”，便決議逐拱。第二天，即召群臣入，宣兩宮及帝詔，切責高拱擅權無君，數其罪而逐之，即日歸田裡。高拱原滿以為宣詔必是逐馮保無疑，及詔宣逐己，拱不啻為晴天霹靂，“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張居正從旁掖他起。第二天一早，柴車即路，頗為淒涼地踏上了歸程。
回到老家，高拱意忽忽不自得，“角巾野服，恂恂一布衣”，不言國事，而“閉戶卻帚下帷著書八十餘卷”。不料馮保害高拱之心不死，又造王大臣事件，欲置高拱於死地。吏部尚書楊博、御史葛守禮等知有誣，力救之，張居正貽書相慰安，乃止。高拱得免於難。不過從此他驚憂成疾，一蹶不振。萬曆五年（1577年），張居正回故鄉湖北江陵葬父，路過高拱的故里，專程探望高拱。兩人相見掩面而泣，感慨不已。萬曆年（1578）十二月高拱卒於家，終年十週歲。葬於縣城北郊今閣老墳村，高拱家屬以卹典請，只因馮保當權，止許以半葬。諡襄。待張居正死後，因為萬曆皇帝對張居正的清算。二十多年後，高拱嗣具疏，神宗以“高某擔當受降，北虜稱臣，功不可泯”，贈復原官。萬曆三十年，詔贈高拱為太師。著有《高襄公集》。[1]
才學著作
高拱素好讀書，為不好詞藻，而深重有力。他著述甚富，有《問辨錄》十卷、《春秋正旨》一卷、《本語》卷、《邊略》五卷、《綸扉外稿》四卷、《掌銓題稿》三十四卷、《南宮奏牘》四卷、《政府書答》四卷、《綸扉集》一卷、《程士集》四卷、《外製卷》二卷、《日進直講》十卷、《獻忱集》四卷等等，後人輯為《高襄公集》。
人物評價
高拱不僅是一個有幹略的政治家，在學術思想的研究上也有所成就。他不囿於先儒成說，以為“其不能得者亦不可強從”。直斥程朱理學“遠人情以為天理”；他很贊同同時代思想家王廷相的觀點，認為理在事物，無其事即無其理。他對“權”字更有一套獨到的見解，把“權”與“經”比作秤上的“錘”和“衡”，兩者關係是“蓋經乃有定之權，權乃無定之經，無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為正也”。即：權和經是對立的統一體，凡事皆有經，其事實行時應認真權一下，使權與經得以統一。在“義”和“利”的問題上，認為“苟出乎義，則利皆義也；苟出乎利，則義皆利”，只要擺正義和利的關係，言利也不是不好，痛斥了“君不言利”的迂腐觀點。他還認為正因前人沒有把握住這種關係，才造成“經制之略置之不講”，善理財者不聞，禍國殃民。他自己十分重視理財，重視有關國計民生的政務，主張務實。他的學術思想正是他行使政務、取得政績的思想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