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瑤光就惱火，母親解憂太后本來在四年前，匈奴殘破，弟弟大樂行了冠禮後就該回來，都怪那堅昆、呼揭二國太無能，竟將郅支的殘兵敗將放到了康居。
康居王一直擔心漢朝再度西進，先前就收留了烏孫王子烏就屠，如今又把女兒嫁給郅支單于，郅支單于也回嫁了自己一個妹妹給康居王。之後，郅支單于借康居之兵，屢次大敗堅昆、呼揭、烏孫的追兵，如今憑著匈奴單于的名頭，數擊烏孫邊境，又勒索那幾個粟特人城邦，令其每歲納貢，蔥嶺以西沒有一歲是安寧的。
朝中也曾提議派兵西征，但天子這幾年不欲興兵，再者郅支也不敢明犯西域、北庭，就一直耽擱了下來，這使得解憂遲遲不能放心歸國。
任弘搖了搖頭：“不是疆土與甲兵之戰。”
他點了點自己的太陽穴：“這是一場理念之戰！思想之戰！”
瑤光有些失望，這幾年任弘常與他的弟子劉更生玩辯駁的遊戲，不就是吵架麼？
“沒錯，就是吵架。”
任弘笑道：“但吵架的結果，卻不遜於兩國決戰。”
治國理念，政治哲學和意識形態的爭端，雖然沒有硝煙鮮血，卻比邦國一城一池的爭奪更重要，影響也更加深遠。
從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到秦朝的法儒之爭，再到漢初的黃老與儒家之爭。而漢武帝時廢黜百家，表彰六經，尤其以《春秋》地位最高，它不僅只是一本經書、史書這麼簡單，可以豪不誇張的講，已經相當於西方中世紀聖經的存在。
從那以後，子學時代宣告終結，經學時代開始了。
銅鑼灣只能有一家正統春秋，遂有公羊與榖梁的第一次交鋒。最後，榖梁的傳人瑕丘江公因為不善辯論，不敵公羊派的董仲舒。榖梁退居民間，公羊則成了被朝廷承認的官學。
但在任弘看來，與其說當年榖梁輸在辯論時，不如說，輸在了內容上。漢武帝繼位後，在認識董仲舒公孫弘之前，先接見了榖梁派的申公，但老邁古板保守的榖梁讓劉詢頗感無聊，反而是公羊派的權變讓年輕欲有所作為的皇帝精神一振。
大一統、尊王攘夷、九世復仇之說，簡直是為他改制與征伐匈奴量身打造的理論，故漢武尊崇公羊春秋，使其列為五經之首。公羊春秋對歷史演進顯然是有大功勞的。
可如今，諸侯削弱，從秦始皇到漢武帝，帝國的大一統終於完成；匈奴殘滅，九世之仇已報；南越朝鮮西南夷西羌皆列為郡縣，周邊幾乎無夷可攘，而公羊後學們也在鹽鐵之會後趨向於保守，不再支援拓邊。
大漢面臨的新問題，公羊春秋已經無法做出解釋和應對了。
反倒是《公羊》學堅持的三統論漸漸抬頭，危及皇權和家天下，劉詢感到威脅，欲對其加以批判，這才有了石渠閣之會。
任弘只能說，公羊春秋的歷史使命，已經結束了。現實就是這樣，當時代拋棄你時，連一聲再見都不會說。
已經不能再為現實政治服務的學說，必將落伍淘汰，或者遭到吞併，以另一種形態悄然存在。
“這場論五經異同，公羊必遭黜落。”
這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即便公羊博士和弟子們口才再了得也無力迴天，除非他們洗心革面徹底修正董仲舒傳下的那一套三統論、新王說，為皇帝的新需求服務。
但漢儒注重師法，已經確定的義理幾乎是無從更改的，若是強行更改，會導致嚴重後果。
比如博士裡的《易》一家，原先的博士是田王孫，其大弟子孟喜不遵師法，在田王孫死後，博士缺，本來輪到孟喜，結果眾人舉報他改改師法，遂不用，劉詢定了梁丘賀為易博士。
這也是任弘選擇左傳的原因了，左傳傳承單薄，十年前還是大篆古文，掌握的人只要個位置，未定章句，更無義理，何談改師法。
“我才是首定義理的祖師爺！”任弘可是在左傳原文一字不改的基礎上，依靠“君子曰”塞進去了不少私貨。
公羊春秋命運已定，這個引領了大漢數十年政治的指導思想將被批倒批臭，意識形態空缺，如同大位空懸，自然要有新的理論補上。
詔書上被天子選定“平奏其議”，也就是做裁判的兩個名字，一個人自己，另一個是魏相。魏相也和張敞一樣，對公羊春秋落井下石，他雖然學的是古《易》，但卻和榖梁派與魯學走得很近。
看似三方角力，實則卻是兩強相爭，其餘各家的異同，更只是過場和點綴，無關大局。
任弘知道，他曾想拖一拖的時刻，終究還是提前來了，絕非最佳時機，卻不能不應戰。
“因為，此役將決定左傳、榖梁誰能取代公羊，成為帝國正統學說，從而引導百年國運。”
“將決定大漢朝這艘鉅艦，她的未來究竟向前奮進開拓，還是向後倒退復古。”
“也將決定，我十七年的努力，是否會被辜負！”
……
PS：第二章在晚上，第三章在0點前（儘量，這幾章根本寫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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