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的索姆河戰役基本打完，李諭聯絡教育部總長範源濂，給遠在法國的蔡元培發電報，讓他回國擔任北大校長。
看到電報上“國事漸平，教育宜急”幾個字後，蔡元培確實沒法再拒絕了，趁著協約國與盟國喘息的空當，在馬賽港登上了回國的輪渡。
正陽門火車站。
李諭與範源濂接到了風塵僕僕的蔡元培。
見他瘦了一大圈，李諭問：“法國的伙食不至於那麼緊張吧？”
蔡元培說：“是在船上的一個多月瘦了四五斤，每天吃土豆，誰都受不了。”
範源濂繞著他轉了一圈：“還不錯，沒有缺少部件。”
蔡元培笑道：“戰火沒有打到巴黎。”
範源濂帶著點情緒說：“我聽說今年英、法、德、奧、俄幾乎全部被打殘，真是自作孽不可活，想當年八國聯軍，他們幾個全在其中！”
凡爾登戰役和索姆河戰役，英法德基本都拼上了家底。雙方付出了幾百萬傷亡後，戰線竟毫無變化。
與此同時，東線戰場也發生了一次大戰役：布魯西洛夫攻勢。雖然名氣小了很多，但這是俄軍一戰最大的勝利。
此一戰，俄軍傷亡了50萬。另一方的德國傷亡35萬，奧匈傷亡100萬，光奧匈帝國的俘虜就抓了40萬！
奧匈被徹底打殘，86歲的老皇帝約瑟夫一世直接被氣死。
總體算一下，截至1916年底，歐洲已經有800萬人喪生，其中200萬平民。
至於這場戰爭到底打出了什麼？真的就像一個笑話。
“確實很慘，路上我見到了許多截肢或者失明的傷員，”蔡元培說，接著嘆道，“列強之間打起仗來確實更狠，我第一次見識到氣體也能殺人。”
李諭說：“可能是氯氣，一種化學武器。”
“化學？武器？”蔡元培說。
李諭無奈道：“科技正在以極為可怕的速度影響著現代戰爭，現代戰爭又能影響政治格局，進而影響整個世界。”
範源濂從政時間長一點，說：“《海牙公約》哪？它不是禁止使用毒氣嗎？”
李諭說：“條約是定給別人看的，危及自己時，洋人有幾個還會遵守？”
範源濂無語道：“他們說了算。”
蔡元培在法國待了幾年，有點體會：“道德在戰爭面前不值一提。前線湧現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也有非常多英勇的戰士，但他們付出的鮮血只能成為巴黎政客們手中的棋子。”
反正用不了多久，法國就會迎來一場超級大兵變。
“都一樣……”範源濂喃喃道。
蔡元培說：“也幸好我見識了這場可怕的戰爭，一個國家只有拼盡全力時才能看清它的全部面貌。列強們確實強得可怕，飛機、飛艇、坦克、大炮、重機槍，這些冷冰冰的新式武器，都是我們望塵莫及的。科技能夠決定文明的上限，我們雖缺少資金投入科技，但可以靠文科先提高下限。那時候，到底誰更文明就說不準了。”
範源濂說：“咱們還有李諭這種科學鉅子。”
李諭說：“科學不完全是科技，科技這種硬實力的追趕不是短時間能做到，我只能盡力減小一點差距，然後積累人才，等待和平時代再奮力追趕。”
範源濂認同李諭的做法：“列強的崛起離不開教育，大不了先付出一代人埋頭其中。”
李諭心想，就民國軍閥混戰的亂象，至少得先白白付出兩代人。
蔡元培說：“我路過上海時，弔唁了黃興將軍與蔡鍔將軍，可嘆時事弄人，再見面竟然只有一副遺像。在靈堂中我還見到了馬君武，他聽說我要做北大校長後，一直在勸阻，說北大的腐敗盡人皆知，走馬燈般不知道換了多少任校長，沒有人全身而退，胡仁源實在當不下去，才請辭；我這個前清翰林來了，也只能敗壞一世清明。但我在面對黃將軍與蔡將軍的遺照時，反而更堅定了要做點事的決心。”
“全要仰仗孑民了！”範源濂苦笑道，“因為洪憲帝制的鬧劇，這段時間北大又遭遇了一波打擊，理科院因為從預科上來的學生多，相對好一些。文科院就烏煙瘴氣了許多，教師中不乏只靠印發舊講義糊弄學生的。那些官宦子弟的學生，更是隻知道吃花酒、捧戲子、打麻將，不讀書，混日子。大學堂所在的馬神廟一帶，現在成了酒樓遍地、暗娼招搖過市的地方。作為文化聖地，太諷刺了！對了，還有康南海，天天嚷著要讓黎大總統將孔教定為國教。”
蔡元培說：“五年前，我初任教育部長，曾制定了廢除忠君尊孔思想，合併經文兩科的舉措；五年過去，不僅沒有進步，反而退步了。”
李諭說：“也不是所有人都在尊孔，孑民兄記得陳仲甫（一枝獨秀）嗎？”
蔡元培說：“知道。”
李諭說：“他在新辦的雜誌《新青年》上，發了一篇文章，專門駁斥康有為的論斷。”
範源濂說：“我也看到了，叫做《吾人最後之覺悟》，對尊孔思想的批駁非常精彩。”
“新青年？”蔡元培說，“好！我擬一篇電文，把他招來北大，不能再讓大學堂的名頭壞下去。”
幾天後，蔡元培前往北大舉行就職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