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愛一個人，就送他去紐約；如果你恨一個人，就送他紐約。
這句話真心太適合現在的整個美國了。
當李諭來到留學生們的課堂外時，一位專門聘請過來的美國老師正在給他們講述美國的種種情況，拿出了大量的報紙讓他們瞭解這個社會的文化、歷史、習俗以及衣食住行等等細節。
美國老師激情昂揚地給他們講著幾篇文章，但李諭發現標題觸目驚心：“放任主義是美國成功的基石”、“《人與國家的對立》給予我們的五點啟示”……
這尼瑪一看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
那本《人與國家的對立》是鼓吹社會達爾文主義最厲害的斯賓塞的著作。
更可怕的是美國老師還拿出幾本很有歷史的《自然》雜誌，並且說道：“達爾文先生是偉大的科學家，而科學是這個時代最偉岸的學說，所以社會學的達爾文主義也是真理。”
李諭腦殼嗡嗡疼，真是扯著科學的皮在忽悠人！
二十世紀初，社會達爾文主義開始滲透到美國人的意識之中，成了全社會的主流思想；並且主要不是在較為抽象的歷史哲學領域，而是在政治經濟層面。
這就很可怕了，比該學說誕生之地的歐洲還要影響深遠。
《自然》雜誌幾乎是靠達爾文才有了在科學界無雙的地位，達爾文也一度成為話題度最高的科學家，不過影響力太大就會出現各種曲解、強行解讀。
如今的老美連兒童文學都是各種“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如此崇尚社會達爾文，其實是美國各大財團在暗中推動，因為符合他們的利益。
各大財團會派御用文人寫各種讚頌“放任主義”“適者生存”的文章，以迎合他們大魚吃小魚的舉動。至於階級分化、貧富差距？當然也成了演化必然，沒什麼不妥。
李諭很明白，如果一個人獨立思考的能力稍微欠缺，就會被別人過度解讀的思想所左右。
但這時候的人沒有後世那麼方便的知識獲取途徑，太容易被帶節奏。
此時屋中的那位美國老師正好講到：“耶魯大學社會學教授威廉·薩姆納曾經說過，‘我們只能在二者之間選擇：或是自由—不平等一適者生存，或是不自由—平等—不適者生存。前者把社會帶向進步，使其優秀分子受益；後者把社會推向下坡路，使最劣等的分子受益。’所以縱容人的貪慾固然要使社會付出代價，但總比嬌慣弱者、延長“不適者”的生存好。因為前者導致社會進步，後者導致社會退化。”
李諭輕輕咳嗽了一聲：“老師，這也是要講的內容？”
美國老師說：“當然，我說的都是美國社會最核心的思想。”
“好吧，好吧，”李諭說，“你繼續。”
等美國老師講完走後，李諭才組織學生說道：“諸位，我知道來到美國對你們會形成很多思想上的衝擊，甚至有人會覺得老祖宗一無是處、咱們的文化弱不禁風。不過我希望你們永遠保持懷疑精神，對任何事物或者思潮都要有一種批判以及求索的精神。”
胡剛復說：“剛才美國老師休特先生舉的例子非常生動。”
李諭說：“你們都是理工類學生，應該明白，真理靠的是證據，而不是舉例子。我曾經寫過一篇關於可證偽性的文章，講解過這個道理。如果舉例子可以證明一個理論是對的，那這個世界就沒有錯誤。總不能治療100個人，歪打正著只治好一個，就當做例子說是療法正確。這是不科學的！”
秉志說：“仔細想想，方才休特老師的說法的確有煽動之意。”
好在能選來的都不是一般人，李諭幾句話就讓他們有所警醒，李諭繼續說：“這也算是美國人的一個特點，或者說是整個歐美文化的特點，他們非常擅長演講，並且能夠將自己的觀點有力地輸出。你們也應該學習演講。不過還要注意，就算美國社會，也不是隻有社會達爾文主義這一種聲音，還有改良主義、科學思辨主義等等；總之，兼聽則明。”
胡敦復說：“多謝帝師指點迷津。”
他們都是未來國之棟樑，李諭生怕有一點什麼閃失，於是又說道：“我講一個你們更為熟悉的領域，來理解科學的精神。
“光是最常見的一種自然現象，但它的本質到現在仍無法完全洞悉，就是因為科學的懷疑精神。
“2000多年前，畢達哥拉斯以及柏拉圖認為光是從我們的眼睛中發出，然後到達物體，探知到這個世界再形成視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