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末，汪增其被批判，下放到武城的農場去刨糞，他只能苦中作樂。
回家探親的時候，他跟妻子笑著說冬天刨糞根本聞不到臭，崩到身上的也都是冰渣子，一抖就落地上了。
卻不談在零下一二十度的戶外，他鏟著這樣又臭又硬的冰碴，做著與自己身體和精神完全不匹配的工作，到底是怎樣的磨礪與辛酸。
後來那個年代，他在京劇團醉心創作，寫就了《沙家浜》等好幾個經典戲劇，傳唱一時，可是結果等到事情平復，他反而又因為參與這些工作被調查。
當年寫得有多好、有多受歡迎，此刻受到的反噬就有多強烈。
就這樣，汪增其謹小慎微的生活到了1980年，若不是好友們的支援和人民文學、燕京文學這些編輯們反覆的鼓勵、做工作，也許他早就已經徹底放下他寫作的筆。
結果當他拿出一部《受戒》，把人世間的美好與純真寫得淋漓盡致，卻被人質疑為“寫的挺好，但這有什麼意義？”
直至今時今日，在劉培文的座談會上，汪增其依然要躺槍，依舊要咬牙忍受別人的嘲諷。
是可忍，孰不可忍？
劉培文心中越想越氣，等到該他發言的時候，這股抑制不住的怒意已經成為了一柄利劍。
於是他開口的第一句話，就是暴論。
“剛才聽了諸位同仁的點評和分析，我來說說我的感受吧。”劉培文淡淡地說。
“我認為，今時今日，如果有人堅持認為文學必須要有所批判，有所揭露，而不可以歌頌美好，不可以表達人世間的美，不能單純只為講好一個故事而努力，那他就是文學的罪人！甚至是文學的掘墓人！”
“劉培文，你這話什麼意思？給誰扣帽子呢？”有人立刻就坐不住了，站起來斥道。
“我沒有給任何人扣帽子，我說的是有人，也不一定是在座的各位，請不要急著對號入座。”劉培文也沒起身，就坐在那裡繼續平淡的說著話。
剛剛站起來的人立馬尷尬了起來。什麼意思，對號入座的是我對吧？
“咱們國家的文藝發展的標準，一直是雙百方針，”劉培文繼續說，“其核心精神就是文學藝術應當可以自由的發展與討論。文學應不應該響應社會發展需要？應不應該有批判的作用？當然應該、太應該了。”
“但是如果因為有需要，就認為文學只能用來批判、揭露，不能歌頌美好，那這樣的文學，還能叫做文學嗎？”劉培文質問道。
“這樣的文學，根本不是文學！它只是一份判決書、是公審大會上的發言稿！”
“如今咱們國家在不斷進行改革探索，在這樣的時代，我們更不能夠只看到錯誤的、不對的，應該站在更廣闊的的視野上，看到那些屬於人性中的美好，屬於社會變革的積極意義。這也是目前很多記錄時代發展的文學作品興起、受到大家認可的原因。
“博馬舍說，若批評不自由，則讚美無意義。而我要說，若讚美不自由，則批評同樣是無根之水。
“如果文學失去了對美好的認可，失去了對發展的正面評價，文學同樣會被普羅大眾、被每一位讀者所拋棄。到時候再堅持的所謂的批判性、揭露醜惡，沒有人看，又有什麼意義呢？
“不說我的作品，我承認我的作品確有其侷限性，畢竟我也是新人作者。
“就拿剛才有人批評的《受戒》來說，我不明白為什麼總有人說這部作品格局不足，情呀愛呀的沒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