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以來，不斷與西北外族作戰，戰後基於“柔遠人也”的觀念，把投降的部落遷入塞內，與漢族雜居。
如漢文帝時，晁錯建議用重賞厚酬招胡民實邊；漢宣帝時，納呼韓邪“保塞內附”；東漢光武亦曾徙南匈奴數萬人居西河。
凡此種種，皆為“容胡”措施，即使曹操將降附的匈奴分為五部；分別居於山西汾水等地，也不能挽回局勢。
東漢末，政府與州郡為挽救戰亂的頹勢，乃以降服的胡人為兵，保衛疆土，如漢靈帝以南匈奴兵助平黃巾。
魏晉政府亦繼承這“用胡”政策，曹操用氐族兵、晉武帝以匈奴人劉淵為北部都尉、惠帝更以劉淵為五部大都督。
五胡盤據中國北部，產生不少危機。
匈奴最早內徙，至漢末已散居山西(幷州一帶；羯為匈奴別支，居於幷州、汙庭。
曹魏更將匈奴編入軍隊，增強戰鬥力。至於羌氐，早在漢時已叛服不常，為半耕半牧的民族，並保留酋長制。
惠帝末年，涼州、益州楊千萬、齊萬年之亂，便是由氐、羌人領導。諸族內徙中原，情況十分嚴重。
武帝時，郭欽指出“西北諸郡，皆為戎居”。惠帝時的江統亦強調關中百多萬人口中，“戎狄居半”，幷州匈奴五部之眾，人至萬萬。隨時會引發變亂。
西晉初年，不少胡人已入居關中及涇、渭二水流域，勢如弧形，包圍晉都洛陽，形勢極不利。
故武帝太康初年，侍御史郭欽請徙胡族於塞外，並以漢人實邊以絕胡患，武帝不納。
惠帝元康元年，山陰令江統作《徙戎論》謂，若不立刻徙胡，晉室岌岌可危。亦不為惠帝接納。
當時形勢已積重難返，既無法徙胡，即使要他們“各附本種，還其舊土”，亦不可能，故所有徙胡之議，成為一紙空文。加上政府容許胡人移入，卻不教化，只有加深胡漢兩族的矛盾；又以胡人為兵，這情況於八王之亂時更普遍，如王浚，司馬騰用鮮卑人，成都王則用匈奴。
在用胡策略下，胡人盡知西晉國力虛實，只要時機一到。便起兵作亂。
內徙的胡人常受官吏壓逼，《後漢書西羌傳》載西羌“數為小吏、黠人所侵奪”、“布在郡縣，皆為吏人、豪右所徭役”。
晉初仍對胡人大加賦役，於胡漢互市時，胡人常被侵漁；管治胡人的邊吏，更對胡人大加殺戮，《晉書阮種傳》載：“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幹賞陷利，妄加殺戮。夫以微羈而御悍馬，又乃操以煩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
江統《徙戎論》指出：“戎狄志態，不與華同……士庶玩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可知胡人久受漢人壓逼，積怨甚深。有些胡族更“服事供職，同於編戶”，向中央提供力役及賦稅；有的被販賣為佃客或奴隸，如山西太原，“以匈奴胡人為佃客，多者數千”；甚至到處販賣，以充軍資。
如石勒少年時，即曾被販賣至山東。故胡人“與關中之人，屍皆為讎”。
永嘉之亂的爆發，可說是胡人反抗的高峰。
魏晉政治黑暗，士大夫雖身系國家要職，為求明哲保身，崇尚清談，相率鄙棄政事俗務，以此為清高，如王戎、王衍、樂廣等，位居三公，平日不論世事，《晉書王衍傳》謂：“(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以戮力匡天下，猶不至今日。”
一切政務盡交幕僚處理，形成胥吏政治，政局一片暮氣。
士人缺乏氣節亦是敗亡關鍵，此與清談強調出世有關，故當外族入侵，“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取者。”
世族如琅琊王祥、滎陽鄭衝、陳國何曾、河內山濤等，皆無報國之心。
錢穆《國史大綱》謂西晉由君主至世族皆無氣節，如匈奴劉聰問晉懷帝為何有骨肉相殘之事，懷帝說：“故為陛下自相驅除，此殆天意。”
懷、愍二帝被俘，為偷生而願為劉聰僕人。貴為三公的王衍，竟勸石勒稱帝。
故錢穆評謂：“君臣男女，無廉恥節，猶不如胡人略涉漢學，粗識大義。”
全國上下皆無氣節，加上兩重君臣觀念，將相大臣因勢變節，西晉豈能不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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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288章 永嘉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