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荏苒，轉眼便到了一九六六年的五月上旬。
這天上午，岑新銳照例在早餐後走進自己所在班級的教室複習功課。儘管他是班上成績最好的學生，對於中考還是不敢掉以輕心。
教室裡已有了捷足先登者。一看那瘦瘦的背影，岑新銳就知道她是溫麗娟，自己所在班班主任兼數學老師談竹君的女兒。要說，這溫麗娟讀書上進，脾氣也不錯，可岑新銳卻不想與她有稍多一點的來往。推究這當中的原因，乃是在於她的媽媽，儘管岑新銳知道，她是她，她媽媽是她媽媽。
岑新銳來到自己的座位上，開啟物理習題集。就在他在草稿紙上寫下第一道習題的時候，學校的喇叭響了，先是習慣性地播了一段歌劇《紅珊瑚》主角珊妹的唱腔，跟著便傳出了一個洪亮的聲音——
中央決定撤銷1966年2月12日批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之下。所謂“五人小組”的彙報提綱是根本錯誤的，是違反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路線的，是違反1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的指導方針的。這個提綱，對毛澤東同志親自領導和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對毛澤東同志在1965年9月至10月間中央工作會議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負責同志參加的中央*****會議上）關於批判吳晗的指示，陽奉陰違，竭力抗拒。
……
文字寫得義正辭嚴，廣播員朗誦得慷慨激昂，在那高屋建瓴、不可阻擋的強大氣場中，二千多人的校園寂無一聲，全體師生聽到的只有迴盪在教室、操場、宿舍之間的廣播聲和自己的心跳聲。
又要搞運動了？
聽到響徹校園的廣播聲，岑新銳的腦海裡立地掠過這一意識，手中的鋼筆不由自主地停止了書寫。就在那一刻間，他擔心起來，既為正常的學習極有可能被幹擾甚至中斷，亦為父親的處境和自己的未來難以預測和把握。很早的時候，他就知道，由於家庭出身及海外關係的原因，一來運動，父親就逃不過受衝擊，而這也使自己在政治境遇上比出身工人、貧下中農家庭的同學明顯著要差許多。比如，雖然學習成績一直保持在班上前三名，人緣也不錯，可就是當不了“三好學生”，哪怕同學們選了他，最終也會被談竹君老師從名單上劃掉；至於參加共青團，則想都不要想。無論是老師還是團幹同學，從未和他談過相關的事宜，而與此同時，有些同學則常常被鼓勵寫申請書，受邀參與班級團支部組織的各種活動，哪怕他們各方面的表現並不比他強。
要說，在政治上被邊緣化，作為一個將滿十六歲的青春少年，一點想法都沒有，那是不可能的。但岑新銳知道，這就是命運，只能默默承受。好在處於這種境遇之中的不只他一個人，而是還有同住衙后街的邵一山、闕仁東、麻平等人。而且他也有自己的優勢，那就是學習。每當期中和期末，他總是能在各科的考試中名列前茅，就是看他很不順眼的談竹君老師想挑點毛病，扣點什麼卷面分都做不到。學習成績的優異使他受傷的心靈得到了很大的撫慰。每次在排名榜上看到高居榜首的“岑新銳”三個字時，他心中總是充滿了快樂和自豪。
“岑新銳——哦，溫麗娟也在啦，你們不要複習功課了，學校通知全體師生到大禮堂聽工作組傳達上級指示，談老師要我們趕快到樓下集合。”廣播響了大半個鐘頭，終於結束了，一陣寂靜之後，班長林紹平急匆匆地走到教室門口，衝他喊道。
“來了。”岑新銳口裡答應著，手中將習題集和練習本塞進書包，只是臨擱進去時，又忍不住看了一眼剛開了個頭的習題。
下得樓來，發現班上的隊伍早走了。待他和溫麗娟趕到大禮堂的時候，那裡面已是人頭攢動、人聲鼎沸。他費了好一陣工夫，方找到自己的班級，當然，這又招來了談竹君不滿的眼光。也許看到自己的女兒也才來，她方忍著沒有發作。岑新銳抬眼望去，主席臺上，駐校四清工作組的正副組長和校領導個個正襟危坐，嚴肅得不行，一看就知會議內容的重要。好在會議程式不多，主要是工作組組長講話，講話的中心是全校師生要響應中央積極參加“文化革命”的號召，開展“破四舊立四新”活動。工作組長講話以後，校臨時黨總支夏書記宣佈活動安排，岑新銳所在的初三年級和高二年級一道被派往縣城裡的衙后街，理由是這裡有著連片的明清古建築，是“四舊”保留最多的地方。
要到衙后街破四舊立四新？聽到夏書記在臺上這樣宣佈，臺下的岑新銳感到有點不解了：衙后街不就是一個居民區嗎，有什麼與別的地方格外不同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需要一中這麼多學生去大張旗鼓地破除？再說，思想文化風俗習慣都或是裝在人們的腦袋裡或是體現在他們的行為中，又怎麼個破法呢？不過，不解歸不解，他不會向任何人言說。他雖然沒有親身經歷過政治運動，但父親的告誡還是記住了的：少說話，尤其是少說關乎政治的話，要知道，一九五七年那些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十有八九是因為喜歡說話，尤其是說了不合時宜的話。
第二天早上，同學們在黨員老師的帶領下行動起來。他們扯起大書“破四舊立四新”、“堅決將文化革命進行到底”等字樣的橫幅，舉起年級發下來的標語小旗，乘著學校由清江機床廠租來的數輛大卡車，浩浩蕩蕩地開往三十餘里外的荔川縣城，一下車，便直撲位於縣城北邊的衙后街，一邊走，一邊高呼著口號，沿途吸引了不少人觀望。只是，當他們走到這片街區的進口處時，卻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腳步，有的人甚至停了下來：眼前那巍然聳立的古牌坊、牌坊邊虯勁蒼翠的大樹、牌坊後夾巷道而立的青磚大院，一至被行人踩踏得溜光發亮的麻石路面，就呈現在他們面前，而且它們是那樣古樸恬靜、莊重肅穆，似乎告訴人們，它輕易不容褻瀆，更遑論糟踐。
巷道口的人越來越多，但大家都沒有吱聲。由於喧囂聲的戛然而止，現場很安靜。望著高大的牌坊和它後面整潔的巷道，學生們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了。
“走啊，停在這裡幹什麼？”也就在這時，一個沙啞而又粗壯的吼叫聲從隊伍中飈出來。熟悉這個聲音的人都知道，吼叫者是家住衙后街的一中學生曲金柏。
是啊，我們是來破四舊立四新的，為什麼要在這停下來呢？聽著吼叫聲，學生們突然醒了過來：自己現在置身的不是文化革命的戰場嗎？面對的不是必欲破除的四舊所在地嗎？既然使命在身、重任在肩，還有什麼可猶豫的？難道就因為這個街道望之儼然便有所顧忌一至止步不前？故此，在曲金柏吼聲的激勵下，他們發出了陣陣的吶喊。在吶喊聲中，整個隊伍像潮水一樣，向著居委會前面的坪場也就是衙后街的中心地帶漫淹過去。
衙后街的平靜一下子便被打破了。面對驟然而至的大隊學生，尤其是聽著他們呼叫的口號，毫無思想準備的居民大為不解、滿心疑惑了。但他們的小心觀望和踟躕不前絲毫影響不了來此發動文化革命的小將們。只見幾個學生不由分說，從一個居民的家中搬來一張八仙桌，將它放在居委會門前的坪場中，然後扶著一位中年教師站了上去。
他是要宣傳什麼吧？看著中年教師手中提著的墨綠色鐵皮喇叭，衙后街的居民們在觀望了一會後，次第圍攏來。
果然，精神抖擻的中年教師向著聽眾們大聲宣講開來——
“同志們，父老鄉親們：我們是荔川一中的革命師生，響應黨中央、***廣泛、深入開展文化大革命的號召，到衙后街破四舊、立四新來了。
什麼是四舊，又什麼是四新呢？四舊就是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四新就是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我們來這裡，就是要破掉四個舊的，立起四個新的。
四舊是到處都有的，四新也是在哪裡都要立的，那我們為什麼獨獨要到衙后街來呢？因為這裡是四舊的大本營。鄉親們，看看你們住的、用的，甚至說的、想的，哪一處沒有舊的痕跡，不比別的地方多？不說別的，單是衙后街這個名字，就是舊的、舊得不能再舊的。衙后街是誰建起來的，是勞動人民，它是屬於誰的，是屬於勞動人民的。它應當為誰存在，應當為革命存在。所以，它應該叫做人民街、革命街。可現在呢，僅僅因為它在舊衙門後面，就被叫成了衙后街，而且一叫就叫了幾百年，這不太荒唐了麼？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正是因此，從今天起，我們要把這個被顛倒了的歷史給再顛倒過來。我們不能再叫它衙后街，而是要叫它人民街。我們的破四舊立四新，就從這裡開始。”
……
這說的都是些什麼呀？聽著中年教師慷慨激昂的演講，衙后街的居民們不是莫名其妙，就是大惑不解了：不就是一個街名嗎，怎麼有這麼多的講究？難道舊的就是不好的、壞的，甚至是反動的，要予以破除？真要那樣，這衙后街的房子、巷道還能留下來嗎？還有荔川城裡的文廟、城牆、城牆上的遇仙樓、距遇仙樓不遠的水月林，不都要拆除、淤填嗎？莫非文化革命就是幹這些事情？
但居民們沒有想到，還有令他們更不能理解和接受的事情。中年教師簡單的演講剛一結束，被激情燃燒著的學生馬上行動起來。他們先是慷慨激昂地喊了一陣口號，繼之開始了實系打砸的行動。其所到之處，但凡古老一點的東西都被損毀，從牌匾到門聯，從書籍到器皿，可以說無一倖免，甚至宅院門前的石馬、門上的雕花，能砸的就砸，砸不爛的都要找來墨汁潑上。即便是對被省人委列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辛亥革命元勳江力雄的故居，亦無視工作人員的勸阻，闖進去發洩一番，將玻璃窗戶敲碎了不少。
這真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啊！面對這些稚氣未脫而又氣勢洶洶的年輕人，居民們大為慌亂、驚恐了，大膽的則甚為反感、不滿了。就中尤其是房管會的喬大興，不惟震驚，而且痛心疾首：衙后街是什麼地方？是自己從建築學校畢業後就一直在這做著修繕工作的地方，是自己的知識、能力得能發揮作用的地方。這些年下來，自己不僅體認到了它的價值，而且在它身上灑下了許多汗水。不惟如此，還住進了這裡，娶妻生子。可現在學生竟然認為它是什麼“四舊”，要予以破壞，這是從何說起？說實在的，他怎麼也弄不明白這夥學生伢子為什麼要這樣做，更不明白這些毛頭小夥子依仗什麼這樣做。從這些伢子開始胡鬧起，他就想反對、阻攔，但看著居委會、鎮上甚至縣上聞訊趕來的幹部們都呆呆地站在那裡，不僅沒有出手，相反還很怯懦畏葸，便猶豫起來，只能強忍著心中的不快，眼睜睜地看著這些近似瘋狂的年輕人像旋風一樣刮來刮去。只是，真到了後者在眾多居民的院子裡和住房內衝進衝出，將他們心愛的古籍、珍視的磁器等隨意撕扯、敲打的時候，還是忍不住了。他衝上前去，同著那些被抄家的居民一起，與學生爭辯著、理論著，全然忘了這樣做可能給自己帶來的嚴重後果。
但喬大興沒有想到，林子大了，什麼鳥兒都有。就在多數居民對學生的行為反感、惱火不已的時候，聞訊趕來的周八斤、秦得利和魏五六幾個混混卻表現出了另一種態度。他們先是幸災樂禍地看熱鬧，繼之大膽上前攀談起來——
“我說同學們，你們雖然辛苦，可勁道卻沒有完全使對地方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