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軍已經過黃河正向京師逼近的訊息不脛而走，汴梁城裡一片慌亂景象，許多權貴人家開始張羅著離開東京避難，普通百姓則人心惶惶，憂心忡忡，不知所措。
趙桓在下令處罰了擅自離京出逃的朱勔、王黼和李彥之後，又頒佈了一系列人事任命：任命吳敏知樞密院事，任命唐恪為吏部尚書，任命李梲為同知樞密院事，任命李綱為兵部侍郎，任命何慄為御史中丞，等等。
同日，朝廷安排有關人員在汴梁城的大街小巷四處散發小榜，招募敢勇死士，組成先鋒敢死隊。
百姓紛紛響應，積極報名參加。
還有一些來自淪陷區的公職人員以及潰散的軍兵，也紛紛前來應募，以期雪恥報仇。
甚至，許多富豪之家也散榜說，他們要自備錢米，招募敢戰之士助國抗敵，守衛京師。
總之，民間的抵抗意志還是很強的。
不過沒用，因為朝中的大臣，大多都不想打這仗，就連趙桓的幾個宰執都是極力避戰。
白時中、張邦昌認為，金軍來勢洶洶，而且目標很明確，就是朝著汴梁城而來，而京師內的守城力量不足，勤王之師又不知道何時才能到來，所以，他們力勸趙桓出城避戰，南幸襄陽或者西幸洛陽。
趙桓本人對於是守城還是出城，顧慮重重，患得患失——他覺得，出城去襄陽或者洛陽吧，那邊又沒有可靠的人做依託，又怕路途上生變，而且還要揹負棄宗族和京城百姓的罵名，而留在汴梁城裡，身旁可用之臣很多，皇威也可以得到維護，可是，他又怕汴梁城失守，社稷淪喪於自己手中。
就在趙桓這種患得患失之下，金軍來到了東京，趙桓也再沒有了逃跑的可能。
趙桓只能任命一直主戰的李綱為尚書右丞，並任命李綱為親征行營使，全權主持抗金軍事指揮，曹曚副之，讓他們將指揮機關設定於大晟府內，由他們自行闢置官屬，賜銀錢各百萬，賜朝議、武功大夫以下以及將校官誥宣貼三千道，允許便宜從事。
李綱領命，隨即招募武勇之人抗金，並暫不追究梁方平、何灌的不戰而丟黃河天險之責讓他們帶領衙內軍進城協防，然後下令全城軍民積極行動起來，全面開展備戰，修樓櫓，掛氈幕，安炮座，設弩床，運磚石，施燎炬，垂檑木，備火油，凡是防守所需之器械，都做了充分的準備。
最終，李綱得兵四萬，然後將他們分為前後左右中五軍，每軍八千人，並建立了統制、統領、將領、隊將等組織體系，每天進行軍事訓練，以提高其軍事素質和戰鬥力。
李綱安排前軍駐紮在通津門外，以保護城內糧倉。
此時，汴梁城的倉庫裡有豆粟四十餘萬石，後來勤王之師集結於東京城外，多虧有這批糧食做軍糧。
後軍駐紮在朝陽門外，控制樊家岡一帶較淺的濠河，使敵人騎兵不敢接近城牆。
而左、右、中軍都駐紮在城中，作為戰略預備隊，以備緩急之用。
汴梁城由外城、內城和宮城三部分組成。
城防工事主要分佈在外城，而且修築得很堅固。
外城共有城門十四座，其中水門七座。
每座城門口都設定有圓形或方形的甕城，以加強城門入口的防護。
甕城上設有戰棚，供守城士兵防禦和休息之用。
外城城牆每隔六七十步設有一座馬面，馬面突出於城牆之外，可以交叉射擊，保護城牆不受敵軍破壞。
大約每隔二百米設有一座庫房，內藏各種武器和軍需品。
為加強城防，還在外城周圍還開挖了一條護城河，河兩岸栽有榆樹柳樹——這也能給攻城敵軍構成不小的障礙。
可以說，汴梁城之堅，天下少有，憑城中的四萬軍、百萬多民，足夠的糧食和物資，宋軍只要一心堅守，金軍絕不可能攻下汴梁城。
金軍渡過氾水之後，擊鼓而壯行，浩浩蕩蕩，氣勢震天，大隊騎兵勁旅朝著汴梁城奔襲而來。
趙桓得知此訊息之後，為應對非常之變，對領導機構作了調整——首先撤銷李綱親征行營使一職，改任李綱為御營京城四壁守禦使，接著免去白時中太宰職務，任命李邦彥為太宰兼門下侍郎，張邦昌為少宰兼中書侍郎，趙野為門下侍郎，王孝迪為中書侍郎，蔡懋為尚書左丞、同知樞密院事，吳敏繼續擔任樞密院使，耿南仲由籤書樞密院事升遷為尚書左丞。
同時，趙桓向全國諸路各派出一名身邊內侍，讓他們代表朝廷督促諸路帥臣趕緊率勤王之兵入京增援。
正月初七，完顏宗望率金軍騎兵到達汴梁城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