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興緩了口氣，繼續說：“除此之外，我大宋四鄰強敵時時來騷擾，迫使我們不得不養軍百萬，也是負擔沉重的一個原因。要想徹底擺脫這種現象，就必須變革。若不變革，再有百年，甚至要不了百年，三四十年過去了，官紳階層進一步擴大，小民數量進一步減少，我估計，大禍為期不遠了。
皇宋之地在於冗兵冗員，要想消除冗兵冗員，也不是沒有辦法的，其一就是擴充套件領土，開發海外空間，就是一個手段，讓那些失地百姓到海外去墾荒，去為我大宋搜刮財賦，如此，方可減輕我大宋的財賦壓力。而開發海外領，還有一個好處南洋小國戰鬥力不強，各地養的廂軍遇上遼國人都是廢材，但對付南洋小國卻綽綽有餘，讓他們去南洋小國掠奪，剛好算做廢物利用。
然而，這些措施都是治標不治本的急策，開發海外領，拓展稅源，雖然可以緩一時之急，但那些開發者到了海外，必定會成為新的官紳，若官紳繼續不納糧，要不了多久，我大宋沒有小民了，全都成了官紳。那時，稅收怎麼辦，靠誰來納稅，靠誰來支應差役？
所以，大宋真正的禍源是不平等的官紳不納糧。官紳享受這個國家給予他們的好處，卻不承擔義務，這才是國家最大的禍患。要想消除這個禍患，就必須讓官員們履行責任……”
趙佶插嘴：“太尉在廣南不是推行過官紳一體納稅嗎，這個法子是否可行？”
趙興點頭：“祖宗之法，官紳不納糧，但商乃賤籍，祖宗可沒說過允許官員經商，相反，還設定了重重禁令，只不過這些禁令都沒人執行。
現在的官家在潛坻的時候，就曾經以端王的身份，向廣州市舶司依律納稅。這就是一個好的前例。可以最少觸動官紳的利益，而後慢慢變革祖宗之法不是說官紳不納糧嗎，我們依舊官紳不納糧，但經商必須納稅。
反正，當今經商的禁令也沒人遵守，既然官府堵不住。那就敞開口子讓他們競爭去，我們按綱收稅就行。最終，我們是要過度到官紳與小民同稅同義務，但我認為朝廷無需著急。
我們現在是重商主義，商人在交易過程中，最講究公平，最講究契約。一個守契約，公正的進行交易的人，人都願意跟他打交道。這是商業文明帶來的必然結果。
而我大宋地商業文明只持續了一百多年。所以我們無需著急，只需要盡力維持這種商業文明的氛圍，讓公正精髓與契約精神再影響我們一百年。甚至五百年。那時，公正已經滲透到我們的日常意識中，自然而然，小民與商人會起來要求與官紳享有同等的權力，履行相同的義務。於是，社會就趨向於公正。
若讓我評價王安石的新法，我認為唯有兩樣新法必須刻不容緩地實行，其餘則該緩就緩。不著急實施第一就是免役法。官紳一體納稅後，老百姓也無需負擔差役。甚至可以靠服差役掙錢養家餬口，這就是為官府做工。
這一點我認為唯有大宋具備。是我們地時代特色。在別地朝代做到這點是不可想象地。開玩笑。老百姓給官府幹活。還能掙上錢。也唯有在商業地大宋才不被視作洪水猛獸。這是仁政。我大宋應該將這項政策推至極盛處。
我有一個建議。正想過幾天跟朝廷說說。比如：我們可以制定一個各地收入等級。由各地地方官進行申報當地收入情況。並告訴他們這個收入不得作假。因為透過百姓地收入。我們可以計算出當地地經濟狀況以及稅務狀況。而今後地方官地政績。全透過這些數字來表現。他們若想作假。必然影響到自己地升遷。
這些數字報告朝廷後。朝廷可以根據當地收入狀況。制定一份免役法實施細則。使我們根據當地地收入制定免役錢眾所周知。地南北不同。北方農民辛苦一年。所獲不過三五貫。而南方肥沃之地。百姓勞作一年。有可能收入在百十貫。而廣南更不能用這些衡量。廣南百姓辛苦一年。每戶收入在六百貫左右。
這個收入也可以計算出來：廣南人口約兩千五百萬。年均上交稅收約在三千萬貫。按十五歲一地比例。它地年均收入應該在十五貫以上。除此之外。廣南養軍費用、教育費用、免費醫療等各項開支加在一起。應該在人均六十貫左右。按每戶十口計算。每戶年均收入應該是六百貫這就是朝廷計算每地財賦稅收地依據。
我這裡只是粗略地算算。蘇三丈（蘇轍）精通會計學。應該更瞭解地方財賦地計算方法。所以只要地方官報一個收入資料。我們應該可以根據這個資料。推算出地方財政地稅收與民情。而地方官地政績。全在於如何使百姓收入上升。這就是量化考核地標準。我廣南就是這樣對官員進行考核地。
百姓地年均收入出來了。一年共有三百六十天（陰曆每月三十天。一年共十二個月）。刨去休沐日。刨去節慶。剩下地就是百姓地工作時間。用這個工作天數去除年均收入。就是百姓平均勞作一天理應獲得地平均收入當地地免役法。付給百姓地免役錢不應該低於這個數字。這樣。百姓就可以透過替官府勞作。獲得不亞於當地平均收入地生活。如此一來。百姓怎麼不願意應付差役。
為了防止地方官無休無止的支應差役，我們還應該設立一套相應的預決算制定，每年秋季司考的時候，應該要求地方官上報明年的財政計劃，若是地方政府支付差役地錢超過地方財賦收入，或者達到地方財賦收入的一定比例，我們就應該否決地方官的年度財政預算……
這裡面還有很多實行訣竅，我就不一一細說了，總之，免役法要想實行，前期需要做的工作很多。我們需要堵住所有貪官可能貪汙的漏洞，如此，才能讓朝廷的初衷得以貫徹。而朝廷確立這項工作以後，還可以加強中央地控制力，以後朝廷可以透過否決地方的開支計算，控制地方官、地方節鎮的為所欲為。將一切權力收歸朝廷……”
趙佶插嘴：“如此行事，確實能加強地方地掌控，但我怕控制不了太尉大人這樣地弄錢高手。太尉大人不加賦，便年年使廣東財賦增長。你剛才所說的廣南戶均收入超過六百貫，這恐怕是真話，但你地計算方法含含糊糊，說明你向朝廷少交稅了，少交了不少，足夠再養一支大軍。譬如像朱雀軍那般耗費錢糧無數的吞金獸。”
趙興尷尬的一笑，跳過這個話題，繼續說：“王荊公另一個值得實行的法律就是三舍法。朝廷每三年召集士子進京一次科舉，路途遙遙的，需要提前一年做準備，許多人路費不夠，便無望參加科舉，譬如廣南，坡公貶謫去惠州的時候，在路上走了八個月。廣南指射之地，有多少士子有這個財力。維持八個月的旅行？
而王荊公的三舍法，卻恰好解決了這個問題。以學舍為單位，官府只需每年考核學舍的資格，就可以讓天下寒士，能夠就近讀，就近學習，學成之後，替國家效力。
我知道，根據朝廷律令。各地官府對當地學生都有各種補貼，以替朝廷養士，栽培讀種子。讓朝廷負擔養士地費用，也算冗員的一種，將這個負擔下放到地方政府，朝廷可以減少支出，天下寒士也可降低求學成本。所以我認為，指射之地的指射之法應該推行天下，本地人就應該擔當本地官。如此。才不至於民怨沸騰，禍害鄉鄰。”
趙興剛才說地“六民”。是古代中國對國民的分類方法，其中包括官宦、商戶、匠戶、農戶。而農戶裡又分幾個等級，每一個等級的納稅額與承擔的國民義務各不相同，而他們的權力也各自不同。
趙興在這裡侃侃而談，談的都是治國方略，態度異常恭敬，完全是朝堂奏對的格局。他的這種態度與和樂樓的歡暢氣氛有點格格不入，此地談論國事，場合不對、人物不對，方式更不妥當。然而，小皇帝聽地入神，李師師裝聾作啞，高俅則一副神遊物外的表情，在場的兩名太監心不在焉，於是，小房間裡沒人提醒趙興他一個當朝太尉，在此時此地，向趙乙這個大商人解釋國策，是多麼不合時宜。
滿肚子不合時宜，這是王朝雲對蘇軾的評價。而趙興一向所作所為，也符合這句評價。如今，當初說這話的西子姑娘已經病逝在嶺南，滿世界只剩下蘇軾與趙興這對不合時宜的師徒猶在。
小皇帝是出來妞的，但趙興卻把這次妞行動變成了一場國事討論會。他將王安石的新法一一進行評價，指出其中的優劣之處。別人評價王安石地新法，可能有所偏頗，大多數時候，他們是根據黨派利益，為了反對而反對，為了贊成而贊成。趙興這個調和派的評價，恰恰帶有這個時代難得的公正態度。
“王荊公不愧是學問大家，他對這個時代的瞭解超越了同時代所有的人，所以他指出的時代弊病，無可迴避，無可否認”，趙興最後評價說：“我知道王荊公變法的目的不是替百姓謀利，蘇三丈說的不錯，他跟王莽一樣，就是藉口變法而攬權，然而，當時地人對於變法地辯論結果，卻證明變法的必須。這說明，王荊公在提出變法地理由之時，那理由確實無懈可擊，以至於連司馬君實（司馬光）相公都不能否認王荊公說的有理。
然而，王荊公上臺以來，所行所為卻不是為了變法，變法只是他手中的一把刀，他將一切罪惡掩蓋在變法這個藉口下，排除異己，樹立同黨，不擇手段的攫取權力。
方今天下，確實到了非變法不可的地步，王荊公沒有說出變法的最根本理由，我認為最根本的理由是：我大宋已經到了商業社會，已經到了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共和時代。而我們許多祖宗之法，還停留在農奴社會，我們必須建立一套尋求公正，遵守契約的律法，或者確立這樣一個大原則，使得我們的社會穩步邁向商業時代。
神宗陛下當初沒有做到這一點。哲宗陛下沒有人清楚方向，當今陛下若想超越兩位先皇，就需認清時代的大方向。
古人說欲速則不達，有些事情過於急切，矯枉過正，反而不妥，我剛才說過，商業文明進化到一定程度，他必然尋求公正。尋求契約精神，尋求誠信，所以我們無需拔苗助長。只需要給今後地時代確立一個大方向。
說起來，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整個南洋都匍匐在我大宋的腳下，那片廣闊的海域，就像我大宋的洗澡盆，任我宋人徜翔。與此同時，我大宋已經沐浴在商業文明之下百餘年，大宋的百姓，大宋地子民、官紳已經深受商業文明的影響。開始自覺自願的尋求公正。而民眾自發的力量，比十所太學更能激勵這個社會。在這個時代的大潮面前，我們無需做太多的努力，只要給百姓指明方向，讓他們在前進中不至於迷路，如此簡單，已經足夠了。做到這一切，就可以超越兩位先皇，甚至超越三皇五帝。永遠被我華夏子民銘刻在心裡此誠為萬世未有之基業，是建立於我們民族心中的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