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樹哥呀，昨天給你說的事，你不會忘吧，你今天什麼時候過來。”昨天上午的時候，高志誠的助理陳洋，給張德權他們來了電話。
雙方決定今天下午去公安局，進行初步的經濟補償商談。李玲為了下午的經濟補償商談，還特意請了假。同樣劉小樹也是請假專程過來的。
“你急什麼呀，我已經到公安局這邊了。”對於提前出發的劉小樹，當接到張德權的電話時，就把自己已經到了的事，給張德權說了。
很快，李玲也來到了。今天劉小樹跟李玲事先透過電話，說好大家都早點過去，碰一下面把談判的思路，在一起好好的梳理一下。對一些需要達成共識的問題，進行一個事前溝通。
高志誠他們還沒有來之前，劉小樹跟李玲在一起，對一些具體的問題，具體怎麼跟對方談，此彼都進行了一系列的溝通交流。對談判過程中的談判策略，都進行了詳細的意見交換。
他們在交流的過程中，也粗略的站在對方的角度和立場上，考慮了對方會如何出招，在對方出招的時候，他們又該怎麼去應對。特別是出現了他們事前沒有意料到的情況時，他們又該如何。
今天的商談，高志誠並不準備去現場，因為公司還有其他事情，需要他去處理。再說了，就一個簡單的商談，這一次只是初步的商談，在高志誠的心裡，並沒有打算進行一次商談，就一錘定音的想法。
對於久經商場的高志誠，他的心裡非常清楚，不管是什麼談判，都是急不得的事。不管是什麼談判，沒有幾輪討價還價的較量，沒有深思熟慮的考慮，隨便草率地，就答應對方的要求。這對於在商場上混的生意人，這根本就是無法想象的，更不要說像高志誠這種大集團的老總了。
在商業社會里，當事人所作出的任何決策，都不是隨便進行的，更不是可以隨意拍板的。因為在商場上，風險無處不在。在商業社會里，風險代表的是無知。
這個無知，通常有兩層含義：一種是無論你怎麼小心謹慎，都會無法避免的，你並不知曉的資訊存在，也就是你無法知道的東西；一種是你本來可以透過自己的瞭解，以及不斷地努力學習，這些東西你是可以弄懂的，但是你卻無視它們。
不管是商人，還是公司決策者，在他們做出一個決定之前，總會進行深思熟慮地思考。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想，儘量的把自己的無知，力所能及地降到最低。這個降低無知的過程，就是降低決策風險的過程。
今天來公安局商談的是高志誠的助理陳洋，以及一個志誠集團法務部的律師。經過簡短地寒暄之後，正式地商談就開始了。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對於積極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並取得諒解的，綜合考慮犯罪性質、賠償數額、賠償能力以及認罪、悔罪程度等情況，可以減少基準刑的40％以下；積極賠償但沒有取得諒解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30%以下；儘管沒有賠償，但取得諒解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20％以下。”警方根據雙方協商案件的性質，在雙方進行商談前，把刑事附帶民事案件中，被告人在進行經濟賠償後，法院在案件審判的時候，會對積極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並進行適當經濟補償後，可以得到的減刑輕判標準，跟雙方進行了商談前的具體說明。
隨後，警方把《2014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 》（法發[2013]14號 2013年12月23日釋出 2014年1月1日實施）的檔案，列印了出來，並把紙質檔案分發給了商談雙方。
“受害人方，你們要求被告人給你們的經濟賠償金額是多少？也就是說被告人進行多少的經濟賠償，你們才能諒解被告人。”警方按照協商程式，首先詢問了受害人的要求。
“我們要500萬的經濟賠償，不然我們不會諒解他們的。”首先發話的是李玲，根據他們的事先商量，他們必須得把要價喊高點。此時，她的心裡，也非常清楚，對方肯定也不會那麼傻的，他們要求多少賠償，對方不進行討價還價，就直接答應的。
如果是沒有見過這個陣勢的人，肯定會大笑出來，心裡肯定會想：姑娘你也太貪心了吧，居然開口就要這麼多，有你這樣漫天要價的嗎？你怎麼不去打劫呢，你怎麼不去搶銀行呢？
但是，坐在旁邊的警察，對於這樣的事情，已經見怪不怪了，隨後警察示意被告人發言。
“姑娘，你們這也太狠了吧！按照現在，我們市的人均消費水平，你們要求的經濟賠償，我覺得已經非常高了。這根本就不符合正常的經濟賠償標準。”陳洋跟隨行而來的律師，他們也不是吃素的。對於李玲他們提出的賠償要求，理所當然作出了回應，順理成章對他們的要求提出了異議。
“被告人你們願意進行多少金額的經濟賠償呢？”警方接著追問陳洋他們。
“我們願意賠償的經濟賠償金額，大概在50萬左右。這個金額，我們是根據目前我市的日常生活中，實際的人均消費水平決定的。我們是經過實際調查後，得到的這個賠償金額。”陳洋他們所說的調查後，得到的這個賠償金額，明眼人都知道，他們的這個數字，也只是一個估計數。具體的人均消費水平，他們也不可能根據這些資料，然後認認真真地計算出具體的金額，即使他們算了，這個數字也只是一個大概的估計值。
更有可能，他們壓根就沒有調查過，更不要說認認真真地核算了。
讓李玲沒有想到的是，他們說出來的經濟賠償金額，居然跟自己算出來的金額，相差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