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周林不是不懂烈酒肯定有市場，但壓價是商人的本性。現在物價高漲，原來和平時期，比較好的醇酒5080錢一斗，現在能賣到200350錢，普通米酒2030錢一斗，現在賣到了80120錢，價格基本都翻了三四倍。
而烈酒是新產物，一是不知道銷量如何，二是怕沈晨漫天要價。所以不管是從味道上好，還是價格上來說，周林如果真的想嘗試販賣這種新奇事物，必然會選擇對他這個廠家進行壓價。
因此沈晨也懶得跟他繞什麼圈子，直接以半價先讓周林拿去賣。銷量再來拿貨，銷量不好就把貨還回來。反正他現在釀的也不多，權當是搞飢餓營銷了。
“這樣嗎？”
聽到他的話，周林目光在沈晨身上打量思索，自己的心思看來被這小孩子看穿了，便也乾脆不裝了，說道：“既然如此，那些瓷器？”
沈晨搖搖頭道：“瓷器不比酒，酒要看人們口味。瓷器的好壞一瞧一摸就知道，這就不能半價了，得實價。”
“但瓷器的價格波動也比較大呀。”
周林為難道：“人們天天都要喝酒，但瓷器只需要買幾個就行，現在蜀中多用江東白瓷，你的瓷器雖然看著不錯，可想賣出高價可不容易。”
“這個可以談嘛。”
沈晨也不是不知道這一點，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酒在漢朝社會屬於必需品，人們的日常生活離不開酒。
它就如同水一樣屬於剛需，達官貴人日常飲食要酒，舉行宴會要酒，家裡來了客人也要酒。不止是貴族，普通百姓也需要酒來彌補過於單調的生活。
而瓷器就不同，普通百姓家盆盆罐罐不需要太奢侈的高階瓷器，自己就燒點陶罐陶碗能用就行，後世出土了無數陶瓷，可真正值錢的永遠都是那些最好的官窯出品，因為它們在那個年代本身就是奢侈品。
所以酒可以賣出價，但製作更精美的瓷器卻很難賣出高價。因此在瓷器的價格上沈晨也必須要鬆口，甚至可能要比江東白瓷價格還低，否則的話人家還不如從江東買白瓷回益州呢。
周林思索道：“碗我只能給15錢一隻，瓷罐的話40錢，還有瓷盤....瓷碟....瓷盆....瓷槅....瓷洗....瓷缽....瓷杯....瓷耳....瓷盞託....燭臺....虎子....唾壺....瓷枕.....瓷壺......瓷樽......”
他一口氣說了數十種瓷器，都是當時流行的陶瓷用具。比如所謂的虎子其實就是模仿的戰國時期的青銅虎，唾壺則是平時吐痰用的東西，還有夜壺、枕頭、碗碟一類，家用器具較多。
但周林每說一種，沈晨的眉頭就皺一分。因為江東白瓷碗在荊州市面上一隻的價格在4050錢，進價的話最少在2030左右，周林報出來的價格，基本都算是在對半砍了。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古代的瓷器一直不算貴。比如後世河北出土過宋朝的白釉刻花蓮瓣碗，碗底刻著售價「三拾文足陌」；福建也出土過宋朝的褐釉瓷瓜楞蓋碗，蓋底也刻著售價「三拾文」。
而根據《居延漢簡》記載，漢朝的瓷器價格其實要比宋朝還低，正常年月普通瓷器維持在520錢左右。但白瓷屬於高階產品，因此價格會貴一點，再加上又是亂世，價格會更高。
畢竟北方現在都亂成這樣，誰還做瓷器啊？這都是南陽窯洞裡的瓷器，所以即便是普通瓷器也漲了不少，大概在1030錢的樣子，白瓷的價格在北方更是翻了好幾倍。
雖說沈晨在南陽窯洞搞出來的是新瓷器，價格應該比老牌的江東白瓷要低些，可再低也不能低成這樣。周林完全是把他的瓷器當普通瓷器在賣，砍了太多。
只是深思熟慮之後，沈晨最終還是答應了他的條件。一是新瓷器確實沒有經過市場考驗，周林也不一定能夠知道這些東西在益州就會受到歡迎。
二是人家那麼遠行船，不僅承擔了巨大的成本，還有很高的風險。萬一市場反響不太好，那麼這一趟就是虧本，買賣自然就划不來。
所以價格偏低一點，也是可以理解。
想到這裡，沈晨便說道：“先生說的價格是比較合理的，可惜了，我漏算了一點，今年剛剛出產了瓷器就急著找先生販賣，如果先在荊州找商家出手試試，也許就能看到它是否能被世人所接受了。”
周林聽到這句話，笑著說道：“這倒也簡單，我在荊州有幾個商人朋友，若是沈小郎想的話，我可以幫你介紹一下。現在最精美的瓷器就是江東白瓷，你的瓷器也算是上品，如果能夠打破江東白瓷的壟斷，想必很多人願意看到。”
壟斷一詞出自《孟子》，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商人們就已經知道了什麼叫壟斷權。
就像現在。
江東白瓷其實並不是說只有江東產白瓷，而是北方目前戰亂，以前的各類瓷窯基本都已經關閉，產量少得可憐。
而荊州和益州做瓷器的土質遠不如江東地區，就如後世景德鎮一樣。景德鎮之所以能成為瓷都，就是因為當地的土質特別好，適合製作瓷器。
因此荊州和益州產的白瓷在精美上就比江東白瓷差了很多，高階瓷器基本被江東白瓷壟斷。
在這種情況下，導致價格高低往往都是江東的瓷器商人們說了算。
他們這些遠航商人非常吃虧。
如果有人能夠打破江東白瓷的壟斷，價格更低廉的話，作為商人逐利的本性，想必人們也更願意與沈晨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