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其實富豪們也有話說，首先做慈善，目前監管制度本身就不健全啊。富豪們除自身覺悟原因外，最害怕的還是慈善公益捐款管理不善不透明，甚至被挪用、貪汙。現實中這種事情也時有發生。我國的慈善信任機制尚不健全，富豪不是缺乏愛心而是對捐贈監管制度缺乏信任，他們不相信一些慈善機構能夠管理好自己的捐款。
媒體介入其實就是對被求助者的人格權造成侵害。
大眾新聞業興起早期報紙曾一度盛行偷窺之風，甚至1886年米國總統克里夫蘭的新婚之夜，也有大批記者夜宿總統房門外，探聽這對新婚夫婦的隱私。4年後，米國律師沃倫因自己的私人派對被報紙不真實描繪，和律師布蘭代斯發表了《隱私權》一文，成為當代隱私法最初的淵源，他們提出每個人都應該有生活安寧的權利，而不被媒體打擾。而媒體的“道德綁架”，恰恰使被求助者的決定很大程度上受到公共形象考慮的影響，打擾了他們本可以安寧生活自由選擇的權利。
當然，公眾人物應當行使一定的容忍義務，但容忍就要徹底放棄自己的隱私權嗎？！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而是，“道德綁架”，其實就是干涉了被求助者自由處置財產的權利。
從財產權的角度來說，明星富豪們顯然具有自由處置自己財產的權利，只要他們的收入是合法的，那麼他們就有自由處置的權利。即使他們熱心公益，不同的人也會有不同的選擇，或者扶貧、或者捐助失學兒童、或者捐助環保事業等，如果他們有所顧忌，迫於某種壓力而不得不去捐助某些本未考慮的事務，這顯然是對自由處分財產權利的侵害。
捐助作為一種個人處分財產的權利，本身就是有選擇性的。“道德綁架”的做法卻幾乎要使被求助者無從選擇，如果不出手散財，就會帶來個人公共形象的損失。如果媒體越過界限成了私人領域的“逼視者”、“窺探者”或是“審判者”，必然會造成媒體自身角色的錯位。無論是處於善良的願望也好，還是單純為了追求更高的發行量、收視率或點選率也好，媒體對“道德綁架”都應慎重對待，以不損害被求助者的個人權利為底線。
林月雅精力的這一遭也是如此。
她作為一個成年的、有民事行為能力的公民，她有權利決定自己的人生，有權利做出的自己的選擇，只要她做出的選擇是合法的，那麼任何人都無權干涉。
鄧傑想要追求她？可以！
但她有拒絕的權利。
然而她班上的那些人是怎麼做的呢？高舉道德的旗幟，就好像只要林月雅不同意鄧傑，那就是天理不容，就應該被抨擊。
都特麼是些什麼東西！
道德綁架的實質是以道德為砝碼，要挾個人或眾人不得不做某些事情，結果一般是做了的也少有自豪感，不做的則會在一段時間內感到忐忑不安。這樣的事情在我們的社會是經常發生的。比如半強迫性的捐款、本不該進行的道歉等等。道德綁架之所以容易得手，是因為在強調群體和統一價值觀的社會中，輿論具有足以殺人的功能。因而就出現了不自願的捐款和滿含委屈的道歉。
又好比說，周方遠以前看過一條新聞，說是女孩因為身患尿毒症，光是治療，已經花了十多萬，把家裡都拖垮了，然而後續治療想要一次到位，最少還需要20到30萬，這個家庭是承受不了的。於是有人就把這個訊息發到了網上，然後有人就建議不如去找那些彩票中獎的人捐一點吧。偏偏巧不巧的，這個患病少女的同鄉，就有人中了大獎。於是很多人自發的去彩票站，手拉手排長隊，呼籲獲獎者捐錢。
幹嘛呀！
這不就是道德綁架嗎？
雖然中獎的人，是，獎金就相當於是大風颳來的，純是幸運。但人家這錢合理合法，也是納過稅國家都承認的，憑什麼要捐出來？
處於人道主義，幫忙，很多人都是願意做的，但你逼我做，那就不對味了。幫忙是人情，不幫忙是本分，哪有這樣“威脅”人家必須幫的呢？這就不叫捐助了，這叫打劫！
周方遠一概對這種現象最是看不上，平時不發生在自己身邊，他也就假裝沒看到。
可現如今直接發生在自己身邊了，那他可就不能忍了。
結果，面對遠方集團的怒火，最先反應過來的是學校。當然學校不怕周方遠，也不怕遠方集團，可學校是要臉的啊。除了鄧傑這麼個人渣，居然透過各種齷齪手段讓一整個班的人來威脅一個女孩子和他處物件，不同意還直接發到晚上搞網路暴力。這要是讓微博官方給宣傳一波，學校的面子往哪擱？
考慮到此，學校首先就很生氣。
第一時間，給鄧傑一個記了一個大過，當然這只是初步懲罰。那些參與其中的，叫囂最厲害的，全部給了警告處分。沒怎麼叫囂的，也都被班導和系裡面給了處分或者狠狠的教育了一頓，唯有極少數人，算是躲過了這一災。
對他們的處置，唯有鄧傑一個記大過是周方遠不滿的，他這邊還在給學校施壓，要求直接把鄧傑給開除掉。另一邊，針對鄧傑家酒店的圍攻，也已經全面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