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鮮財閥有一個專門的英文單詞“C”，由韓文直接音譯而來，意為“擁有巨大財富的宗族”。南鮮經濟命脈掌控在幾大財閥手中，以三星為代表，不少人直接把南鮮稱為“三星共和國”，說南鮮人一生難逃三件事，“死亡、交稅和三星”。而從李秉喆創立三星之始，到兒子李健熙，再到孫子李在鎔，三星的三代人都觸過刑，但“運氣”也都特別好。在這個國家，“政商一體”的傳統和黑幕重重的臺下交易早已不是秘密。
回顧南鮮經濟崛起的“漢江奇蹟”，財閥功不可沒，同時它們攫取了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大多數利潤。儘管難以根治的“財閥病”令南鮮人十分頭疼和惱怒，但南鮮經濟發展一時之間仍無法從財閥體制中抽身走出。在南鮮經濟無法擺脫“財閥經濟”為基礎的當下，南鮮政府的頭等任務顯然是提振經濟發展，對財閥的治理雖然不宜緩，但更不宜猛。否則，難以承受之重的致命打擊，將令南鮮經濟陷入崩潰的境地。
在南鮮，大大小小企業的所有者一家對自己的傭工或一般市民作威作福的事件經常發生。
比如大韓航空的韓進集團會長夫人李明姬曾對建築工人又推又罵，被警方問話。而她的二女兒趙顯旼，曾是“潑水門”事件當事人，在一次會議上辱罵廣告代理商，朝人家臉上潑水，囂張至極。種種事件的發生讓南鮮國民至今對財閥家族並沒有什麼好感。不過，大部分南鮮人都承認，財閥是經濟開發時代的產物。南鮮作為後發國家，為了發展經濟而不得不選擇了以財閥經濟為中心的這條路。
這話，可能有人不認可，比如說華夏就是最好的例子。
但兩國的差別也太明顯了，華夏文化底蘊深厚，地廣人多，資源充沛，完全不是南鮮能比的。加上南鮮地處半島絕地，北面是老冤家北朝，又夾雜在華夏和米國兩大巨頭中間，它的地理位置註定了他，不可能擁有自己的自主權，總是要被一方操控的，只看哪一方更加強大罷了。
20世紀60年代，朴正熙曾發動軍事政變，奪得了南鮮的最高權力。他上臺之初，也曾經試圖對壟斷經濟的財閥進行打擊，甚至採用沒收財產的辦法。理由是他們的財富都是透過與前政府的勾結非法攫取的。彼時，南鮮經濟處在“低投資—低生產—低收入”的惡性迴圈之中，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不足100美元，是當時世界上最落後的國家之一。朴正熙很快就發現，強制性的行政命令在不計其數的小企業面前顯得十分乏力，而財閥是一支可以利用的經濟力量。最後他不得已釋放了90%以上的企業家，但條件是他們必須與政府合作。
那些順從政府、忠實執行政府政策的財閥，往往能夠獲得極其優惠的金融貸款和財政補貼。
而在有些產業，一旦獲得生產許可證，則幾乎形成市場壟斷。此後，政府、財閥、銀行三者之間逐漸形成了緊密的聯合體，甚至被形容為“魔鬼三角”，共同創造了舉世矚目的“漢江奇蹟”。根據南鮮金融監督院的資料，1989年南鮮前5大財閥在國民生產總值中佔比已經上升為60%以上，前30大財閥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佔比更是高達95%。
在南鮮從積弱積貧邁向成長繁榮、創造“漢江奇蹟”的過程中，政府與財閥之間形成一種“榮辱與共，同進同退”的非典型“互助”關係。朴正熙時代的南鮮政府和財閥的關係基本屬於國家主導財閥的形態，國家雖然扶植財閥但也能規制財閥。1987年以後南鮮的民選政府開始漸漸被財閥所左右，則出現“鐵打的財閥，流水的總統”現象，屬於財閥主導國家的形態。
其中，國家的權力因為金錢選舉和三權分立而被大大削弱，國家元首成為壟斷資本的代理人。
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南鮮政府對財閥企業的態度在規制和合作之間左右搖擺，可以看作是財閥和國家相互依存的形態，強調國家權力干預與市場適應的有機銜接。不過，就本質來說，這種特殊的“互助”關係其實就是變種的“官商勾結”模式，由此為南鮮等一些國家埋下了“鉅商富、官員腐”“財閥獨大、家國式微”的禍根。
各大財閥在國家邁向民主化階段時實現了華麗轉身，其搖身一變從聽命於威權政府指令的弱勢群體一躍成為掌控國家經濟命脈、令民主政府式微的關鍵一方，諸如“三星帝國”等說法不脛而走就是最好的反映。當國家經濟蛻變為“財閥經濟”後，政府力量對國家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也就無法展現出來。
南鮮的貧富差距擴大問題或者說貧困化現象主要是從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之後開始的，是多種原因綜合的結果。危機爆發後，南鮮企業大量裁員，導致失業率快速上升，這些失業者被迫進入低收入服務行業或中小企業。
在財閥資產繼續膨脹的這些年來，南鮮本身的平均GDP增長率已經下滑到不足3%。2018年，南鮮的GDP增速僅為2.7%，創六年新低。而家庭債務總量高企、年輕人就業不足等痼疾卻沒有絲毫解決的徵兆。
事實上，從金泳三開啟“文民政府”新篇章以來，此後的歷任南鮮政府都致力於革除“財閥經濟”這一弊端，致力於斬除“官商勾結”的“財閥政治”禍患。
金大中時期藉助亞洲金融危機之際，曾經一度出手整飭南鮮財閥體制，包括公司治理制度改革、更嚴格的資訊披露制度、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等，並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財閥體制已深入南鮮骨髓的現實，令金大中政府和此後的政治強人盧武鉉總統也不得不畏首畏尾、瞻前顧後，始終拿不出切實可行的革除財閥方案。南鮮歷屆總統如多米諾骨牌般接連倒下，幾乎無一倖免，被稱為“青瓦臺詛咒”。
甚至連周方遠重生前的最新任總統也不是沒有舉措，文在寅總統以“干政門事件”為中心試圖斬斷“官商勾結”鏈條的努力，也被從寬審判三星太子李在鎔案擊得粉碎。與其說這是文在寅政府對財閥經濟的網開一面，不如說這是南鮮歷任政府共同的無奈之舉。所以說，想要在南鮮發展，和政府搞好關係是沒用的，相反，和各大財團搞好關係才更加重要。
所以，在周方遠來南鮮的第三天，就接到了一份邀請函。
是三星李家發來的，邀請周方遠赴宴，算是周方遠和南鮮財團合作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