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著皇帝還朝之前，白玉琦很是灌輸了不少私貨理論給他。
例如說什麼“要想富，先修路，多生孩子，多養豬”之類的。
至於《基業管理制度》，白玉琦也整理出一份詳盡的資料給他，讓他拿回去跟自己的智囊大臣好生參研。
至於大唐朝內，白玉琦則建議李世民組建“內閣議會”，對應三省六部設“上下議院”，並在民間組建各級“民議院”。
一人計短，眾人技長，三個臭皮匠還頂一個諸葛亮呢。
就拿長安城來說，可在城中110座坊市內，召集在鄰里之間有威望的耄耋宿老為“坊議員”。
組成以坊正為首的“坊議院”，既商議處理家長裡短的坊間雜務，又能向京兆府遞交坊間難決的問題……好吧，這就相當於是後世的“居委會”機構，只不過沒有戴紅袖章的大媽而已。
但不可否認的說，這種基層管理機構，既能實現從下至上“以民治民”的目的，又可以防止官不知民、求告無門等管理體系上的脫節。
只要制訂好各種規章管理制度，授予各級管理人員處理的許可權。
絕大部分事務在各級管理機構層層遞交的過程中就被處理掉了，極大的減輕了高層管理階層的壓力。
不過在大唐直接照搬西方議會制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各級議員都只有議事權而沒有決策權，最終決定還是得看李世民這個皇帝的意思。
好在唐初各種制度還未完善，其中細節和適用性可以在施行的過程中，靠他們自己慢慢去試驗、把控和完善。
這種制度所導致的問題和隱患肯定是存在的，但有問題的制度總好過沒制度不是？
白玉琦推薦給李世民的，更多的是這種制度在管理上的便捷性，不然跟一個封建皇帝講民權什麼的那不是扯淡麼？
除此之外，白玉琦還向李世民推薦了“科舉制度”，來取代當前的“薦官制”。
雖然哪怕他不說，到時候李世民應該也會運用這種制度來進行民間取士，來瓦解世家門閥在官場之中的壟斷勢力。
不過白玉琦推薦的“科學舉才”，跟歷史上的科舉制度還是有一定區別的，相對於學識更注重才能和專長。
其核心放在了“專業的事交給專業的人去負責”這一點上。
也就是讓會種田的去管理農民，讓會手藝的去管理工匠，讓會經商的去管理商賈。
所謂術業有專精，不是什麼事都得靠讀書人來管理的，外行人指揮內行人的事還少麼？
這個“科學舉才”的科舉制度，聽得李世民雙目異彩連連，恨不得回去就立刻實施起來，
其它的後世制度，白玉琦也跟李世民稍稍提了一嘴，不過因為現在大唐的條件還不允許，幼有所學、老有所養、病有所醫什麼的根本就不可能普及，所以暫且也只能聽個概念當作儲備。
不過大唐做不到，並不意味著白玉琦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