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後世的人，都知道香港的房價，那是離譜的貴，甚至很多時候要超過東京、紐約等等國際頂級大都市；
然而不管是紐約、東京或者未來內地的北上廣等城市，這些地方的房價固然昂貴，可當地人還是有選擇可以居住在其他地方的，又或者這些城市的偏僻位置，價格也能算的上是能夠接受的；
但香港不一樣，這是一個城市，這裡的市民，只能選擇居住在這裡，而公共交通方面又不是很好，比如最基本的地鐵票，其他地方的地鐵都是虧錢的，政府補貼民生，可香港的地鐵公司卻自負盈虧，縱然主要是靠著地產，但票價方面仍然比其他城市要貴很多。
所以前世網際網路上，只要搜一下網際網路上“香港籠屋”四個字，便可以發現一些讓人瞠目結舌的居住環境，足以讓內地人對香港的一些好感頓時全部消失，誇張點來說，監獄都比這些“籠屋”的環境要好多了。
當然，從發展的角度來看，這些“籠屋”肯定比50年代楊文東剛剛穿越時候的“寮屋”要強一點，但當時是整個社會貧窮，屬於正常的經濟現象，而香港的“籠屋”卻屬於被資本壟斷控制之後，普通人的悲劇。
不過，香港的底層社會居住環境發展成這樣，也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隨著地產市場的幾十年暴漲，逐步轉化出來的，這個過程之中，歷任港督與港府也曾經想過逆轉這些事情，而這第一位，就是麥理浩；
只是，這裡面涉及到整個香港的地產富豪群體、物業持有者群體甚至海外資本家，可以說，推動這件事，就是與大半個香港社會財富持有者為敵，因此自然困難重重。
從70年代到90年代，多位港督為此或多或少的付出一些努力，但收效甚微，原先歷史上的地產巔峰時期，90年代港府連同滙豐想要打壓香港房價，結果以四大家族為首的地產財團，聯合海外銀行財團對抗，最終也只是不了了之；後來第一任特首曾經推出八萬五建設計劃，但也沒有成功。
眼下也不是思考的時候，楊文東快速回道：“港督先生，您想推動這個方案，的確有利於香港的普通百姓，我自然贊同。”
其實就算他參與進去，站在港府這一邊，也是很難成功的，這等於跟所有資本對抗，這一點與工業是完全不一樣的；
工業行業就是純粹的競爭，你強我弱或者你弱我強，永遠存在著競爭，是可以拉一方打一方的；可地產市場不一樣，這個行業一榮俱榮，當所有資本看好的時候，所有資本都能獲利，他們會團結起來對抗一切不利因素。
沒人能夠對抗這種大勢，即使是政府也不行，甚至政府內部，也會因為拍賣地皮的好處，而被拉下水，這就是地產行業的特性，看起來能夠給所有人帶來巨大的財富，哪怕是紙面的。
唯獨碰到經濟危機，比如整個市場的消費潛力耗盡了、或者新生人口斷崖了等等；
可一個國家會出現這種情況，香港卻很難，因為作為東西方交接的橋樑，它能夠獲得大量國際資本，甚至還有未來的內地資本，這也是為什麼未來香港房價能夠上天的根本原因。
麥理浩也聽出楊文東的意思，便笑道：“楊生，香港地產行業之中，你也算是比較成功的，而我在商業方面也沒什麼經驗，所以我想詢問一下，如果港府想修建保障房，該如何做？”
“我覺得可以從兩個方面考慮這個問題。”楊文東想了想，還是準備說出自己的一點看法；
無論如何，麥理浩的初衷是好的，這件事對於很多最底層的香港人或者內地遷移來的人，是有益的；
或許這件事最終不會完全成功，可只成功了1%與成功了10%，也是不一樣的，幾個點的差距，就可能影響數千乃至數萬人；
而對他來說，他也不準備參與這件事，只是提供一點後世網際網路方面激烈的經驗，對於自己也沒什麼損失。
麥理浩道：“請講。”
楊文東道：“第一，做任何事情都不能過於理想化，要考慮現實問題，港府大規模建這些保障房，必然會影響現有英資、華資地產鉅商的利益，甚至一些香港議員、官員或者一些本土非政商的利益；
任何改革，都不能強硬，而是需要兼顧所有人，所以港府的保障房，最開始公佈的時候不要激進，而是先說建少數，避免市場劇烈反應；
另外所建的保障房，無論是對外宣傳還是真的實行，都針對那些非常窮困的人，比如殘疾人家庭、重病家庭、孤寡老人、曾經參加過抗戰的老人，這些人基本上本身也沒有購房能力，對於現有的地產市場，也幾乎沒什麼影響。”
“楊生，你這個建議很不錯，避免任何沒必要的衝突。”麥理浩點點頭說道。
楊文東又道：“過獎了，其實港府即使真的建保障房，哪怕預算充足，也是需要一步一步來的，這第一步建起來的保障房，本身就應該先照顧這些最困難的群體，也能夠體現港府的政策是為了百姓群體，這樣對大家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