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人喝了幾杯酒，梁建安突然間問道：“三石兄弟，你是不是換手機號了？原來的那個號碼，怎麼一直打不通呢？”
劉三石現在用的這個手機號碼，只有任志遠等極少數人知道，在沒弄清楚梁建安的傾向性之前，是不便告訴他的。
於是劉三石便一臉菜色地說道：“我也在為這件事著急呢，現如今這社會，沒有通訊工具，就等於是沒有了眼睛沒有了耳朵。可現在我的手機還在界碑市公安局放著，我乾著急也沒有辦法啊！”
梁建安從劉三石的神態裡看到了他的焦慮，但他仍然不相信，眼下劉三石連任何對外的聯絡方式都沒有，這根本是不可能的。劉三石只是不想告訴他自己新的聯絡方式。
來之前，梁建安利用自己的特權，在三大通訊運營商那裡查了劉三石的通訊註冊資訊，他的確沒有註冊新的手機號，原來的手機號碼，他也沒有掛失補辦。
那他又是透過什麼方式重新建立起自己的聯絡渠道的呢？劉三石不肯說，說明他在自己面前是加了小心的。換句話說，在公安系統，自己不是劉三石最信任的那個人或者是那一群人。
繼而，梁建安的思維又回到了省公安廳的那個決定上，鬱金市公安局要求對劉三石實施通緝，固然極端了一點，在沒有查實劉三石有犯罪事實的情況下，下發通緝令是不妥當的。
但是，就算是下發協查通告，在通告內容裡，也應該標註劉三石的名字。單憑李豔鳳的證詞，就足以把劉三石列為犯罪嫌疑人，可是，在協查通告裡，壓根就沒有提及劉三石。
這個決議，是在大家的爭吵當中做出的，省公安廳廳長秦子玉自始至終沒有發表任何的意見，但最終卻在不動聲色當中左右了決議的形成。
梁建安覺得，秦子玉和劉三石之間肯定是有貓膩的。
梁建安在自己的意見表達上，是傾向於現在所形成的決議的，但他內心的想法，卻與這個決議案完全相反。
他之所以表達了與自己的想法完全相反的態度，一是為了混淆視聽，讓那些跟劉三石沆瀣一氣的人，覺得他和劉三石是一條戰線上的。
另一方面，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眼下，劉三石半遮半掩，梁建安要想透過他這裡瞭解到自己想要知道的細節，只能從其它方面尋找突破口了。
於是，梁建安便轉移了話題。
“三石兄弟，我一直覺得，你是一個辦事特別穩重的年輕人，可這一次，你不免有點毛躁了。你應該清楚，你的一舉一動，會牽涉到社會上對馬省長的輿論，這些道理，我想你應該是清楚的。可你為什麼還要從界碑跑回來呢？”
對於是否要從界碑市逃出來，劉三石在心理上一直是矛盾的，有關車禍案的處置，在他心裡有著諸多的疑問。
首先，這個案子是發生在鬱金市地界上的，按照法律程式，理所應當在鬱金市辦這個案子。就算是鬱金市公安局為了排除政治勢力的干擾，採取了異地關押異地審訊的辦法，這裡面，仍然有許多讓劉三石覺得詭異的地方。
異地辦案，只是把犯罪嫌疑人關押在了異地，看守和審訊的人，仍然應該是案發地的公安部門。
可是，他在界碑市被關押期間，不管是看守他的人，還是審訊他的人，都是界碑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員，鬱金市警方根本就沒有露面。
這就不符合程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