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出戏的外層結構，只是一個誤會。然而，從這個外層結構伸發進去，卻可通達一個深入而寬闊的藝術天地。李逵誤會了宋江，結果在藝術效果上既褒揚了李逵，也褒揚了宋江，更褒揚了他們共同從事、共同衛護著的事業。
照理，李逵對於自己生死與共的首領和“大哥”，是不應產生如此重大的誤會的。作為一支農民起義軍中的戰士，李逵聽到過多少汙衊啊，他幾曾輕信過呢？就連似乎與他這個莽漢子無甚關聯的梁山泊自然風景，他也是努力捍衛的：“人道我梁山泊無有景緻，俺打那廝的嘴”！但這次他不僅誤會了，而且誤會得那樣厲害、那樣不留餘地，甚至把自己的一顆頭顱也賭上了。這就是他那種包含著特定社會意志的性格
在起作用。
梁山泊的好漢們所皈附的社會意志是相通的，甚至是共同的，但性格卻各不相同。如果說，杏黃旗上所寫的“替天行道救生民
”七個字就是他們共同的社會意志，那麼，他們不同的性格特徵就是這種社會意志的不同的表現方式和表現途徑。要是沒有這個強硬而又進步的社會意志作為核心，各色各樣的性格展示必將是浮淺的、無的放矢和眼花繚亂的；反之，要是沒有那麼豐富的性格型別，社會意志的體現就會失去色彩和生氣，失去真實的形象。因此，在戲劇衝突的理論中，要把性格衝突和意志衝突截然分開是困難的，褒此貶彼更是偏執的。至少，《李逵負荊》所展示的，是兩者的有機融合。梁山泊好漢們由於有著一個共同的社會意志，因此在各異的性格之中都有一個敏感點。那就是他們一群是否還在行施“救生民”的職責，是否還擁有“救生民”的美名。如果這一點遭到玷汙，那就是他們的集體事業和集體生命的毀滅：他們就與一般的流寇沒有什麼區別了。《李逵負荊》的情節，始終在真、假問題上盤桓。而事實上，情節上的真、假是以本質上的真、假為基礎的。真梁山泊與假梁山泊的區別，就在於是否“救生民”。這一點，可以說是梁山泊藉以立足的命根子，因此不同性格的英雄們都會以自己的方式來加以捍衛。事情正恰落到魯莽、急躁的李逵身上，於是他立即以自己的方式作出了反應，急匆匆地包攬案件，急匆匆地上山責問，急匆匆地以頭相賭。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包含著特定社會意志的性格
在閃光。在這裡，社會意志為性格定了性
。應該說，圍繞著這個進步而光輝的社會意志，各種性格都會是可愛的。李逵性格的可愛，首先也是為此。魯莽和急躁的性格特徵遠不是處處可愛的，但是由於“救生民”的信念遭到威脅而魯莽起來、急躁起來，那就十分可愛了。為了這種意志和信念，即使辦錯了事，得罪了人，人們也能夠原諒。由此可知，性格固然重要，為性格定性的特定的社會意志，更加重要。沒有進步的社會意志，即便個性化了，也可能成為“惡劣的個性化”的產品。
宋江、魯智深、吳學究等人也以自己鮮明的性格特徵衛護著“救生民”的共同意志。因此，山下那位連宋江、魯智深都沒見過的王老漢，都是對梁山泊英雄深信不疑的。他一聽宋江到來，未辨真假，即喚女兒出來侍候，因而就上了假冒者的當。可以說，這出戏的誤會，從產生、發展到解除，都是以“救生民”的共同意志為基礎的。戲劇家在這裡讓我們看到了一系列既矛盾又統一的“二律背反”：梁山泊因為有“救生民”的良好社會名聲，最不容易產生誤會，也最容易被人假冒得逞而產生誤會；眾英雄因為有“救生民”的共同社會意志，最不容易產生隔閡，也最容易出於各人的嚴格防範而產生隔閡。《李逵負荊》的衝突，就賴此建立。正是由於建立在崇高的共同社會意志之上，性格的摹繪、誤會的設計，才顯現出深度和魅力。總之，統觀全劇，杏黃旗上的七個大字醒人眼目。
由此，我們看到了元雜劇中特別有光彩的思想內容。梁山泊英雄們在從事的業跡，與包公所做的好事有很大的區別。同樣有為民的思想和為民的效果，但包公是以朝廷為背景，居高臨下地來處置各種冤案的；而梁山泊英雄卻是以山林為背景，以完全平等的地位來為人民效力的。為了一個普通農民家庭的遭遇，梁山泊的首領和名將竟可以頭相賭，這與人民處於一種多麼平等的地位啊。說到底，包公再好，是人民的老爺，而李逵卻是人民的兒子。包公即使在為民作主之時也時時考慮著王法的尊嚴、天子的隆恩，而李逵即使在尊嚴的首領面前也將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李逵負荊》一劇表明，元代的戲劇家不僅仰起頭來，在官僚隊伍中尋找救星，希望出現更多的包公為民作主，而且已經開始理直氣壯地在自己的百姓之中尋找衛護百姓利益的英雄。從這個意義上說，《李逵負荊》是特別具有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它直接地聲援著宋代和元代的農民起義隊伍，直接地表露著時代主人的心聲。它在元代劇壇中能拔地而起地顯示出最充分的進步意義，主要也是這個原因。擴而大之，因它的存在，我們還可以看到元代人民在政治、思想領域裡的主動性、獨立性和自為性。因它的出現，人們可以推斷，異族的高壓並沒有造成一片死寂，元代的嚴酷統治不會延續很長了。
“替天行道救生民”，僅有這個具有充分進步意義的社會意志還未必具有美學價值。這是一個宣言，一種行動，伴隨著劍戟鮮血出現，僅僅直捷地將它體現出來，還構不成審美形式。於是，性格
出現了。典型性格使社會意志變得可以觀賞。典型性格使“善
”躍升為“美
”。李逵鮮明生動的性格特徵為抽象的社會意志鋪陳了瑰麗的色彩。透過這麼一個活活潑潑的莽撞漢子，人們簡直可以從感官
上接納梁山泊英雄們的社會意志了。這樣的性格，把理性化為形象，使一個高懸天際的政治綱領變得親切而動人。所以，劇作家康進之為之而竭盡全力，致使處處妙筆生輝。你看那個李逵，痴迷迷地欣賞梁山泊的景緻，那番自言自語只能是他的：
李逵那桃樹上一個黃鶯兒，將那桃花瓣兒啖啊啖啊，啖的下來，落在水中，是好看也。我曾聽的誰說來，我試想咱……哦，想起來了也，俺學究哥哥道來，他道是“輕薄桃花逐水流”。俺綽起這桃花瓣兒來，我試看咱。好紅紅的桃花瓣兒！（笑）你看我好黑指頭也！
這番言詞，使梁山泊的理義之美化作了風景之美，並且最終都融和在李逵的性格之美里邊。理義之美是抽象的，而風景之美和性格之美則是具體形象的；僅以風景之美隱喻理義之美比較淺陋，只有把兩者都透過一個深通梁山泊理義的英雄的性格之美反映出來，才顯得深入和豐盈。這段言詞之所以值得品味，就在於性格之美在其中起關鍵作用。
再看李逵自以為探得宋江、魯智深醜行之後的那番調侃嘲弄，又多有性格特徵。照理，李逵這樣的粗人是不慣於調侃嘲弄的，他慣於掄斧直吼，開門見山；但是，他現在面臨的物件，畢竟是他衷心擁戴的“大哥”，畢竟還是他的社會理想的代言人，畢竟是一個經常訓斥他而不大可能被他訓斥的上司。他以為宋江干醜事已經證據十足、毋庸置疑，因此敢於調侃嘲弄；但他一時還無法從情感上、習慣上騰躍為宋江的審判者的地位，他面對宋江還吼不起來，兇不起來，因此也只能調侃嘲弄。如果當事人沒有宋江，只有魯智深一人，李逵就不會在態度上處於這樣尷尬的狀態了。
第二折中李逵急衝衝上得山來，大喝一聲“小嘍羅報復去，道我李山兒來了也”。向誰報告呢？怎麼連一個稱呼也沒有？這正是他目前複雜心境的一種自然流露。走進聚義廳，明明宋江和吳用都坐在那裡，他只向吳用施禮而不睬宋江，沒說幾句就開始了調侃嘲弄，言語間提到宋江處只用一個冷冰冰的“宋公明”：
李逵（見禮）學究哥哥
，喏！帽兒光光，今日做個新郎：袖兒窄窄，今日做個嬌客。俺宋公明
在哪裡？請出來和俺拜兩拜。俺有些零碎金銀
在這裡，送與嫂嫂
做拜見錢。
宋江這廝好無禮也！與學究哥哥施禮，不與我施禮。這廝胡言亂語的，有甚麼說話。
李逵那麼主觀，肯定宋江早已把一個哭哭啼啼的“嫂嫂”藏在堂後，他竟要送“拜見錢”而又只有“零碎金銀”，這真可謂是十分辛辣的嘲弄了。對魯智深他就不用如此費事了，如若醜行屬實，魯智深也只是脅從，但李逵一見魯智深就大喝一聲：“禿驢，你做的好事來！”對宋江若也這麼兇，那就不是李逵了；對魯智深若也遠引曲譬、調侃嘲弄，那也不是李逵了。
此後，李逵的性格還要順著事態的發展不斷展示出來。賭頭之後，他與宋江、魯智深下山對質，一路上也極盡挖苦之能事，而且在言語份量上還更重了一點，簡直有點押送的味道了。宋江走快一點，他便說“聽見到丈人家去，你好喜歡也”；宋江走慢一點，他則說“你只是拐了人家女孩兒，害羞也，不敢走哩”。到得王老漢家，等王老漢定睛細看後搖頭否認，李逵急了，先是硬賴宋江、魯智深嚇著了王老漢，後來王老漢再次否認，他竟拔拳要打王老漢。直到最後確信是歹徒冒名幹壞事，他才開始責怪自己：“黑旋風，你好是沒來由也！為著別人，輸了自己。”這整個過程，都活脫脫地展現出了一個性格鮮明的莽撞好漢的形象。
不難看出，正是這個性格展露過程，使得劇本開頭豎起的那面“替天行道救生民”的杏黃旗，化作了一個有血有肉、可觸可摸的人。這就是社會意志的性格化，抽象觀念的藝術化。
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民族，當藝術家能用典型性格來從容地體現社會意志的時候，這種社會意志也就真正成熟了。農民起義軍心目中的善，在當時的中國大地上並沒有大幅度地實現，或者說，沒有在根本上實現，但在戲劇家筆下，卻以審美的方式實現了。李逵的性格之美，就是成熟地實現在美的領域中的善。
李逵的性格是一種喜劇性格，這在眾多的梁山泊英雄中是比較突出的，體現了宋、元人民在對“替天行道救生民”這一社會意志的把握上的一個重要側面。梁山泊英雄中間，林沖是比較典型的悲劇美的體現者，他的形象，他的性格，側重於體現一個正直的人如何被客觀存在的黑暗勢力所侵凌，不得不皈依於“替天行道”旗幟下的痛苦過程；李逵則不同，他的形象和性格，總的說來是體現了農民革命者對於客觀存在的黑暗勢力的戰勝。其他英雄，各有自己的悲、喜組合成分，卻都不如這兩人濃烈。林沖這樣的形象，最佳表現段落應在上山前
，而李逵這樣的形象，最佳表現段落則應在上山後
。這是因為，上不上山，參不參加起義軍，是英雄們能否戰勝客觀存在的黑暗勢力的分界線
，因此也是悲劇美和喜劇美的分界線
。對水滸故事中各種段落、人物、故事的選擇，體現了戲劇家自身的處境、氣質以及對客觀世界的理性認識。同樣歌頌水滸英雄，選寫林沖逼上梁山和選寫李逵負荊請罪，戲劇家往往是處於不同的創作狀態之中，甚至還處於不同的歷史階段之中。康進之成功地寫出《李逵負荊》，表明了元代人民在以農民革命的社會意志來對待黑暗現實的時候，不僅可以有義無反顧的壯烈精神，而且還可以有暢懷大笑的戰勝者的氣概。
人們笑李逵，又與李逵一起笑。即使這笑聲從緬懷的夢境裡發出，也包含著敢於蔑視黑暗、戰勝黑暗的現實豪情。
這樣的笑聲，此後的中華民族還要連續享用許多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