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下奉文的確是個人物，他不僅僅是一個高明的軍事家，在鄭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也有獨到之處。他不像大多數日軍的將領那樣，只是信奉武力，而是倡導以華治華，在南洋等地倡導利用本地人加強本地的管理，維護治安。他深知華商總會在南洋地區的影響力，因此，特別交代務必要抓到陳先生。
山田雖然不知道陳先生的具體下落，但是新加坡的華商總會是他重點關注的目標之一。他已經在周圍部署了大量的暗探，對華商總會進行秘密監視，陳先生要想開華商總會十分困難。
徐大龍等人來到了吉隆坡，他們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渡過丹佛海峽，進入新加坡。丹佛海峽有日軍的海軍以及海上警衛隊的封鎖，要想渡過丹佛海峽困難重重。就算是能夠平安地接上陳先生，要想再護送他渡過丹佛海峽，任務也十分艱鉅。
擺在徐大龍等人面前的問題很多，任何一個環節出了問題，營救任務就會失敗。如果因為徐大龍等人的行動，而導致陳先生暴露甚至遇難，將會對地下黨方面的信譽造成極大的影響。
正因為任務如此艱難，這才是負責人同志點名要指定徐大龍負責這件事情的主要原因。
徐大龍等人化裝成日軍有時步行，有時搭車，有時僱傭當地百姓的車輛，一路上比較順利地來到吉隆坡。他們一邊走一邊瞭解吉隆坡當地日軍駐軍的番號，便於王金科偽造日軍的證件。
但是他們在馬來西亞，不論是地下黨方面、軍統方面，都無法為他們提供情報，自己的游擊隊他們也聯絡不上，可以說是兩眼一摸黑。
於是徐大龍就跟陝北方面聯絡，要到了跟陳先生所掌握的電臺直接聯絡的方式，把電報發給了陳先生。結果電報發過去之後，卻沒有任何回覆。徐大龍再次給陝北方向發電報，詢問情況。陝北方向的答覆是，他們現在也聯絡不上陳先生，只是將陳先生在先前電報中留下的在新加坡的街頭地址和街頭暗號，發給徐大龍，讓徐大龍自己想辦法。
陳先生掌握的電臺為什麼突然就失去了聯絡了?原來日軍特高課長山田一直就懷疑陳先生藏在新加坡，假如真是這樣的話，那麼他的藏身地點一定跟華商總會的人有關係。
為了進一步控制華商總會，他建議北島司令官要控制華商總會對外的通訊聯絡。日軍佔領新加坡之後，對於電臺的掌控十分嚴格。
華商總會自己是有商業電臺的，日軍也不好干涉，目前日偽逼迫華商總會跟日軍合作，有必要控制他們的電臺使用，不僅能夠掌握他們的活動情況，而且也能夠防止陳先生逃離新加坡。
北島認為這個建議很好，就同意了山田的請求。山田要求華商總會交出自己的民用電臺，美其名曰是臨時替他們保管。
華商總會將商業往來或者其他的電報送到郵電局去傳送，接收，但是必須要經過日方的檢查。
這一下真的就把華商總會對外的通訊聯絡給控制住了，雖然陳先生自己還攜帶了一部私人電臺，但他很清楚日軍已經對華商總會實施了嚴密監控，他只要一發報，日軍就能夠準確地偵測到，那樣他也就暴露了。
這樣陳先生也暫時失去了跟陝北方面以及徐大龍的通訊聯絡，只能等候前來營救的人找上門來了。
徐大龍跟陳先生聯絡不上，對於新加坡的情況也就不清楚，因此他們到了距離吉隆坡四十五五公里外的松坎鎮就停了下來。
他們必須要搞清楚日軍在新加坡和吉隆坡的駐防，以及部隊的番號，按照他們證件的樣本選擇姓地由王金科進行偽造。不然的話很容易露餡兒的。
東坎鎮沒有日軍的駐軍，徐大龍等人就找了一家旅店住了下來，輪流派人在通往吉隆坡方向的公路上，去尋找目標。
在徐大龍等人住進東坎鎮的第二天下午，特戰隊的一個班長帶著幾名特戰隊員在公路上攔住了一輛日軍的摩托車，幹掉了摩托車上的名士兵，俘虜了一名日軍的中尉通訊參謀。透過審問俘虜和檢視他攜帶的檔案，基本上掌握了新加坡和吉隆坡等地日軍駐軍的情況。
新加坡的日軍駐軍是第三師團，吉隆坡的日軍駐軍是第十八師團，王金科就仿照著通訊參謀的軍官證以及繳獲的日軍計程車兵證，分別偽造了第三師團和第18師團的證件。
做完了這些準備工作之後，徐大龍等人就在公路上搭乘日軍的車輛，順利地進入了吉隆坡。
徐大龍等人進城之後，先找了一家旅店住了下來，然後派了一名特戰隊的班長，帶了一名隊員，按照陝北方向提供的接頭地點，去跟當地的一位華僑街頭。
到了約定的地點之後，班長混在人流當中，小心翼翼走向了接頭地點，另外一名特戰隊員躲在150米開外，觀察著班長的情況。
約定的地點是一間照相館，班長沒有直接進去，而是先到了馬路對面的一間茶葉鋪裡，假裝購買茶葉，留意著照相館的動靜。
他觀察了十幾分鍾，沒有發現有任何異常，但是他仍然沒有直接過馬路，而是沿著街道繼續往前走。他轉了一個圈兒，才過了馬路，走向了照相館。
班長進了照相館。他看到照相師傅正在給一對年輕人照相。店裡的一個夥計迎上前來，熱情地跟他打招呼，問他要照什麼樣的照片。
班長回答說，自己要照證件照，想看一看這裡的相簿，驗證一下這裡的照相水平。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