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進入大清官場的文人士子，可是飽讀四書五經，對於這樣的制度可不陌生。
他們原以為禪讓制早已經死去了，特別是在王莽新政之後，就再也沒有人提過禪讓制，公天下完完全全成為了家天下。
可他們在法蘭西的見聞，如同朝聖者一般，看到了未來的方向。
那就是士大夫共治，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平民百姓也應當參與政治之中。
“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雖然他們還是支援士農工商階級。
但法蘭西的壯大也是他們親眼所見到的，不光是平民商人，培養出來的市民階層，權力也不斷地在擴大，而且給城市帶來了巨大的繁榮。
而不像大清，即便飽讀詩書的書生，官員們動動手指就能弄死。
王引之應該革除陋弊，推陳出新，學習借鑑歐洲的這種禪讓制度，以及各類的委員會制度。
推行他們夢寐以求的民治。
但大清的官員，如阮元可不這樣認為，“這大逆不道，皇權乃是天下一家之主，國豈能無君！”
然後進行大量地批判。
“你們瞧瞧如今的法蘭西巴黎，可是一團亂麻，若一國沒有君王，各個官員也都是為自己辦事，
人性本貪，一切都會為自己利益而行，這可就亂了調子，談何公平而言，但若有國君在，便可謀定而大興之。”
“但上古聖賢，堯舜禹夏，這個莫不是百姓推崇出來，君王禪讓，使得百姓走出愚昧，走向繁榮壯大，
若無他們鋪墊，何來的夏商周？且瞧瞧當今，皇權在上，百姓在下，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王引之也是據理力爭。
他覺得權力應當靠自己去爭取。
隨後他們便爭論起來。
但在唐藏看來不過是權力分配問題，無非將所有的權力集中在君王所有，還是集中在人民選舉出來的團體。
但唐藏分析兩人所代表階級的思考方式，確實各有各的道理。
他此刻想到了中庸，也想到了陰陽，兩者之間某一方走向極端，都會帶來滅頂之災，只能取其中，保持兩端的平衡。
對於這樣的討論，法蘭西公民議會也表示喜歡，因為他們喜歡哲學，也喜歡制度，更喜歡跟人探討辯論。
但此時的法國並不適合留人。
唐藏待了不久之後便離開了。
因為法國國民議會，發生了激烈的黨派鬥爭。
新的立法議會選舉產生了一個強大的左翼集團——吉倫特派，他們希望用暴力戰爭，推動革命，武裝奪取政權。
吉倫特派相信對神聖羅馬帝國那些庇護“流亡者”的王公作戰。（這也意味著與奧地利交戰，因為利奧波德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
將會促使國王在法國與其敵人、革命與反革命之間表明自身態度，從而倒逼進一步的改革。
法國將會大幅改變此前溫和的外交政策。
與此同時，右翼的“法耶特派”預計一場衝突將迫使保皇派，支援美國獨立戰爭的英雄——拉法耶特侯爵。
去鎮壓巴黎的極端革命黨從而鞏固王權，因此他們黨派也積極支援開戰。
而被關押的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為了藉助外來勢力消滅本國的革命力量，居然請求國會允許發動對奧地利的戰爭。
所以此時法蘭西國內一片混亂。
而身為神聖羅馬帝國中心的奧地利，又被戰爭的陰霾籠罩，他可是剛剛與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簽署了和平協議。
又因為法國的革命，揚言廢除君主立憲，完完全全地動搖皇權，使得各神聖羅馬帝國裡的邦國成員紛紛加入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