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韓研究完字典，又對李自成編輯的讀音提出意見，認為和官定韻書差異不小。
李自成將來要定都北京，國語自然以京音為基礎。
朱元璋雖然定鼎南京，但是南京話並不是官話。南京官話是中原書音在南方的地域變體，而不等同於南京方言，跟老朱的關係也有限。
當初朱元璋對新編的《洪武正韻》不滿意，陸續修訂兩次還是不滿意。於是乾脆把別人的書改名《洪武通韻》，準備刊行代替《正韻》。後來相關人員牽涉到胡藍黨案，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可見大明法定的官話或讀書音先天不足，等老朱駕崩後就更沒人當回事了。
到明英宗朱祁鎮時，“《洪武韻》……然今惟奏本內依其筆畫而已。至於作詩，無間朝野，仍用《唐韻》。”
再過幾十年到明武宗，“至今會試榜文，有除《洪武正韻》一部外，不許夾帶片紙隻字，蓋亟欲正韻之行也。豈知以後革去詩賦，士子已不知正韻為何物。而世之作詩者，亦復因仍舊弊，又不知正韻為何書。不務正音，不遵時制，反從侏離艱澀之韻，吾不知其何也。”
到明末錢謙益，“至於《洪武正韻》……而今惟章奏、試院稍用正字，館選一取協韻而已。學士大夫束置高閣，不復省視。其稍留心者則曰：‘聖祖固以此書為未盡善，此未定之本也。’噫，可嘆哉。”
總之，朱元璋對南京官話的產生幾乎毫無影響。
等到小朱遷都北上，又分成了南北官話。
簡略區別就是北方官話陰陽上去四聲，南方官話陰陽上去入五聲。（北京讀書音直到清末仍然有入聲。）
《西儒耳目資》儘管是在北方最終完成，但反映的語音偏南方官話，類似江淮一片。因為鬼佬從南方登陸，長期生活在南方。而且參考的官定韻書也偏南音。（具體發音可見西南官話，約有七八分相似。）
京話是受到南方官話影響形成的北方官話。
即便韃子不入關，京音土話和後世發音也沒很大差別，可以說溝通無障礙。
萬曆年京人徐效編寫過京話韻表，其與後世區別只在於當時京話尚能分辯尖團，比如精zing，京ging，以及某幾個韻母等等。而且他在書裡記錄的是偏文讀的北京口語音，若論老百姓實際口音，大概和後世的差別就更小了。
雖然還有些士人們標榜“中州正音”，但京話的地位越來越高。
明中後期很多在京做過官的人，致仕回鄉後全家老小，甚或奴僕都“滿口燕京音”，並且以此為榮。
總的來說，明代官話和讀書音的標準音只存在於紙面上。兩百多年下來，各地都有自發形成的特色官話、讀書音。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官話、南京官話，中原官話三類。
萬曆皇帝就是一口中原雅音，中不中？（大概是張居正教的，要是和太監學就是一口侉話了。 順治長大後就吐槽被曹化淳等人把口音帶偏了。）
（中原雅音或中州正音並不是洛陽開封土話，而是“合南北之儒，酌五方之聲，而一折衷於中原”的讀書音。明清大書法家王鐸就是洛陽開封附近的人，但他那河南口音，常因作詩平仄不分而被譏諷。）
還有例子可看明人語音後後世差別。比如明朝人學日語的書籍，在“母”字下注音“發發”。後世讀“哈哈”。ha是由pa演變開的，明代日語正好變到pa和ha之間的fa。
……
再水一水，嶺南兄弟也別爭“國語”了。
秦漢時那邊百越雜處不說了，魏晉南北朝“巢居鳥語”，“猶蟲嚾鳥聒”；唐朝地圖炮韓愈“皆鳥言夷面”；宋蘇東坡“但苦鴃舌談”。
張居正表示嶺南官員進京述職他要找翻譯。
廣東電白原有衛所帶來的官話，“因其時而言曰舊時正，即明代之正音。”後來變成了“狗屎正”。
萬曆時期雷州：“雷之語有三。有官語，即中州正音也，士大夫及城市居者能言之；有東語，亦名客語，與漳潮大類，三縣九所鄉落通談此；有黎語，即瓊崖臨高之音，惟徐聞西鄉言之，他鄉莫曉……”
可見明時還有不少能說官話，韃子入關後，雷州半島加速被閩語入侵。
明代潮州戲文《金花女》——
生：驛丞，你是哪裡人氏呀？
丞：小驛丞正是漳浦縣。
生：既是我鄰邦鄉里，就將白話說罷。
官員是廣東潮州人，驛丞是福建漳浦人，二地相距不遠。兩人一開始用官話交談，知道彼此是近鄰後，開始說方言。
在語言評價上，胡建人和廣東人同病相憐——“啁啾不可辨”，“閩人語頗獠”。
北宋黃庭堅告誡朋友小孩，“莫隨閩嶺三年語，轉卻中原萬籟簧。”
去了之後不要學當地話，不然回中原後嘰嘰喳喳別人聽不懂。
宋朝有個官員辦事得力，宋太宗想把他提為近臣。結果官員們紛紛勸阻，說對方是胡建人，你跟他沒法交流。
趙光義表示你們畢竟那啥，我身經百戰了，見得多了，哪的官員沒見過？不就是閩語麼，我怎麼會聽不懂，“我自會得！”
於是他把那位官員召來嘮一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