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允炆想起了歷史上著名的一段對話，不是朱元璋的，而是朱棣孫子朱瞻基的。
朱瞻基問老農：“莊稼長得不錯，能賺不少錢吧？”
老農回答：“我們春天播種，夏天耕耘，秋天收穫，一刻都不敢耽誤，即便是這樣也只能算是勉強生活了，哪裡還能掙錢啊。”
朱瞻基尷尬，不自在地又問道：“那你們冬天總該能休息了吧？”
老農訴苦：“冬天朝廷的徭役又下來了，比以往更累。”
這個老農不知道朱瞻基是皇帝，一定也不會知道自己與朱瞻基的對話會代代流傳。
朱允炆看著鄉野之間的老農，那永也直不起的腰，他們的一輩子，都交給了土地，交給了生存。
誰當家，誰做主，對他們的影響似乎並不大，反正無論誰坐在上面，他們一樣是農民，一樣要四季耕作，不同的是官吏上門的時候會帶走多少東西，就這點區別罷了。
其實也不能怪他們，自秦大一統以來，中原王朝分分合合，亂來亂去，真正在意百姓的王朝畢竟是少數，地主階級主導的政權，不太可能站出來主張百姓與農民的利益。
與他們利益無關，帝國更迭又如何？
與他們利益無關，死幾個皇帝又如何？
與他們利益無關，剃了頭髮留了辮子又如何？
不就是種地，活下去！
平日裡沒有人在乎他們，憑什麼到了最危難的時候又要求他們在乎，要求他們去死？
崖山的血，怕是百姓最有覺悟的時候了，但自那以後，還有嗎？
元末起義的烽火，無數百姓參與其中，只不過是為了活下去，可不是為了什麼彌勒降世，為了成為王侯將相，為了打造理想的國家！
百姓沒有愛國精神，沒有集體主義，沒有報效大明、死而不悔的覺悟，只是因為沒有人在意過他們。
幾千年來書寫的勝負法則中，只有政治家，軍事家，陰謀家……如果非要找出來百姓的位置，那就是板上魚肉，任人宰割！
中原文明的興衰罪過，是儒士在背，是地主在背，百姓只是墊腳石，不需要的時候踩著，需要的時候用力踩著。
所以，古代的歷史的創造與延續，更像是統治階層的手段，而不是某個主義中講述的人民創造歷史。
哪怕是最根本的力量來自於人民。
畢竟，大地提供了基礎，最高的建築是怎麼樣的，不是大地說了算，而是搭建建築的人說了算。
朱允炆看著身體佝僂的老叟，第一次有些懷疑馬、恩老師的理論，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認識不足的問題，不管歷史的真正主人是誰，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自己是大明的主人。
這個世界到底如何走，朝向何方，不是由這些百姓說了算，而是由自己說了算。
這話雖然有些狂傲，多多少少有點虛無歷史主義的影子，但事實就是如此，封建王朝的興衰榮辱，很大一部分都取決於皇室與官僚體系的治理，取決於最上層的人如何把控方向，如何決斷與管理。朱允炆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也無法真正做到為人民服務，但卻可以如唐宗一般，輕徭薄賦，珍惜民力，剋制自身的慾望與衝動，不輕易擾動民間，不輕易在民間掠取。
一路走，一路思考，朱允炆對於未來的執政方向有了一個更為清晰的認識，那就是有什麼樣的朝廷，就有什麼樣的帝國。
朝廷不廉政，帝國必多病。
朝廷不給力，帝國不雄起。
官僚治理，依舊是施政的核心所在，也是所有問題的一個關鍵節點。
朱允炆的思維是發散的，從百業之人到國家興亡，從愛國教育到歷史主角，從由上而下到施政方向，不斷補充著自己對大明的認識，不斷校正著方向的刻度。
傍晚時，朱允炆並沒有入城，而是選擇留宿在上塘河邊的客棧中，看著夜間依舊繁華，燈火通明的河道，心情頗為舒暢。
薛夏回來了，姚善以差役行為不當為由，將薛夏“請”出了地牢，然後雷厲風行，動作迅猛，先是命人查抄了胡氏糧行，後將胡忻有關聯的店鋪一律查抄，扣押賬冊與相關人等。
與此同時，王康御史之死的案件也在調查之中，仵作在“捱打一百棍”與“說實話”之間，選擇了後者，供認是牢頭劉林指示其作偽證。
看似天衣無縫的事情就這樣被撕開了一條裂縫，姚善當即抓了牢頭劉林，也不審問，也不說原因，上來就是五十棍，幾乎將劉林給送到小樹林去。
被打得只剩下半條命的劉林，也顧不上什麼金錢關係，不等姚善問話，就交代了胡忻下令自己殺掉王康御史，還給了自己五百兩銀子當封口費。
到了這個地步，胡忻已無路可走。
事實證明，地頭蛇雖然勇猛厲害，但過江龍想要幹掉他，還是一腳的事。
胡忻自然是否認這一切，說劉林栽贓嫁禍，沒有實際證據，只憑一兩個人的口供，怎麼能證明是自己殺了王康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