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是大明的根基所在。
大明是一個巨大的農耕經濟體，這是朱允炆無法改變的根本國情，哪怕是再革新，再發展，這個根本國情也無法改變。
重視農業，提高畝產，遏制土地兼併，依舊是民治必須考慮的問題。
一個又一個王朝中強調的休養生息，其施政內涵是不擾民、不勞民力、輕徭薄賦，但沒有一個王朝專注於提升畝產，提高農業生產力的，最多是某個時期出現了先進的耕作工具，朝廷主張普及，僅此而已。
似乎收成這個東西，就指望四個字：
老天給臉。
如果風調雨順，那好了，稻花香裡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
如果水旱蟲災，那慘了，空收一束萁,無物充煎釜，只能‘已分忍飢度殘歲……’
真正關注畝產，由朝廷主導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財力，專注從土壤、種子、耕作、施肥、治蟲等各方面全面提升畝產的，只有朱允炆設定的農學院。
農學院的研究成果是豐碩的，他們不僅掌握了土壤酸鹼改良，還從民間中汲取辦法，掌握了麥子砒霜拌種、稻穀砒蘸稻秧防治地下蟲害的技術，透過石灰、硫磺殺除蟲卵，透過焚燒秸稈、天然金坷垃，提升土壤費力。
他們甚至掌握了“雜交”理念，提出了優良種子的相互摻雜，即從一地選擇豐收之後的飽滿種子，與另一個地方的飽滿種子摻在一起播種，以確保種子優良。
朱允炆深入到農學院之中，瞭解到制約農業畝產提升的主要因素已經不在於技術層面，而在於農業技術推廣層面。
“農學院需要繼續加大技術研究，對鐵犁、三腳耬等工具製作標準做好，交付兵仗局、將作監打造，同時安排專人進入山東、河南、北直隸等地，調匠人全力製作工具，至於相應花費，則報入國子監，交戶部稽核與撥付。”
朱允炆清楚新工具、新耕作方式對增收的作用，別說畝產增收三鬥，就是增收個一斗，朱允炆也需要不惜代價地去推廣。
一畝地增產一斗，十畝地就增產一石，五十畝地，那可就是五石，對百姓來說，這可就是近二兩銀子，少了饑荒與困頓，對朝廷來說，這就是三鬥多的農稅，朝廷多少開支不都是這一點點農稅積累出來的？
盛仲、何太吾連忙答應。
朱允炆看了一圈，道：“收割麥子，不能僅有鐮刀，還應該設計更有效率的工具。”
“這個……”
何太吾有些迷茫，割麥子還有比鐮刀更有效率的？
朱允炆示意何太吾拿出紙筆，簡單勾勒出了一種名為“掠子”的割麥工具，
掠子是一個帶網兜的大簸箕，直徑四尺，在邊緣處放置一把鋒利的割刀。使用掠子的時候，左手拿著長杆，右手拽著方向繩的手柄，就這樣左右手來回控制，一放一拉就可以把一大片的小麥杆割斷，然後用力一抖把小麥從網兜中顛出來即可。
掠子工具的出現年代已不可考，據說宋代有了，並沒有普及開來。朱允炆打算將這種工具推廣起來。
割麥子的時候都是搶著收的，這裡的搶，不是與他人搶，而是與老天爺搶，夏收麥子，最怕突發大雨，收割季的時候，恨不得日夜忙活，早點收割完。
鐮刀效率低，還總需要彎著腰，而掠子卻不然，可以站著使用，效率超鐮刀五倍之多，你鐮刀收割一畝地，用掠子就可以收割五畝。
這種工具在後世一些農村尚且存在，一些地方不方便使用機械收割的，通常都會使用掠子、鐮刀。
何太吾看著“掠子”，憑藉著多年耕作經驗，想象出了實物與操作方式，不由地感嘆：“皇上，這種工具好啊！”
朱允炆笑著說：“這掠子來自於民間，如果農學院可以深入到山西、山東一帶調查下，或許可以看到。農學院想要提升畝產，減輕耕作壓力，還需要深入到田間地頭，向農民多學習，多請教。”
盛仲、何太吾深以為然。
農學院定位是農業增產，不向農民學習是不現實的，閉門造冊對農學院一點用處沒有。
朱允炆指了指掠子的圖紙：“這種工具製作起來簡單，就作為農學院開啟局面的第一個產品吧。眼下四月初，河南、山東、北直隸收割夏糧多是在五月中旬至下旬（文中日期皆是農曆），可以趕赴地方批次製作，也可以製作之後運往地方，如何安排就看農學院了，朕希望這一個工具可以讓百姓記住農學院。”
盛仲、何太吾連忙答應，也清楚這是一個打響農學院名頭的絕好時機，農學院的研究成果想要得到更廣大百姓的認可與支援，就必須讓他們感覺到農學院的東西並非是空有其表，而是真正可以給他們帶去好處的。
在朱允炆離開農學院之後，盛仲當即找匠人制作了掠子，並親自到田間，以半畝青苗試驗，結果大獲成功。
何太吾在找胡濙申請了相應資金之後，召集農學院五百監生，一口氣選出了四百監生，命其各帶匠人、掠子圖紙與農學院旗幟，趕赴北直隸、山東、河南等地。
農學院的監生，多數出自寒門與底層，對這種工具的宣傳更有熱情。
朱允炆進入醫學院，對王賓、盛寅等人誇讚不已：“燕王、魏國公、兵部來信，高度誇讚醫學院。對戰哈里與帖木兒，重傷軍士七千餘，但經過軍醫搶救之後，只有三百五十六軍士沒有搶救過來，其他軍士，或殘或廢，但總算是保住了性命。而輕傷軍士只有寥寥幾個感染傷口，沒有搶救回來。醫學院的醫術救死扶傷，可謂是功勳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