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閣。
解縉揉著眉心，長吁短嘆，滿是憂愁之態。
鬱新也好不到哪裡去，翻看著手中的奏摺，只能鎖眉，端起茶碗，熱茶都冷了。
「戶部員外郎蕭齊上書反對，希望皇上能收回三道旨意，這奏摺我們該如何著墨？」
鬱新將奏摺收起，起身走向解縉。
解縉擺了擺手：「員外郎不算什麼，真正讓人擔憂的是這一封奏摺。」
鬱新接過解縉遞過來的奏摺，開啟一看，不由深吸一口氣，驚訝地喊了出來：「方希直怎也參與到這種朝事之中？」
方希直，方孝孺！
解縉端起茶碗，沒了往日雅緻，一飲而盡，嘆道：「方希直不同於其他人，他的話，可是有很大影響。他反對三道旨意，若處理不當，可能引起滿朝風波。」
鬱新凝重地點了點頭。
方孝孺這些年來很是低調，一心治學，很少參與政務。可他發聲，沒有人能聽而不聞，要知道他現在的頭銜全稱是翰林院翰林學士，國子監儒學院院長，思政學府博士，還有著監察內閣的權力。
不管是翰林院，還是國子監，亦或是思政學府，都有一群人稱方孝孺為先生，先生髮聲，隨後便是弟子跟進，先生被欺負，保不準明日就有一群人鬧事。
解縉有些頭疼，無奈地說：「這方希直越來越涉入朝廷了，這不是一件好事啊。」
鬱新知道解縉是在說去年冬日寒災時，方孝孺帶學生要求朱允炆下罪己詔的事，按理說，老天怎麼下雪，怎麼個寒冷，也不關方孝孺的事，不能因為少了國子監五千斤煤炭就跳出來。而這件事似乎成了一個訊號，一個方孝孺想要活躍於朝政之上的訊號。
這才幾個月，方孝孺再一次捲入到軍國大事之中。
奏摺中三千言，說盡禮儀之邦，滿篇以和為善，以鄰為友，只為了告誡朱允炆，大明不應霸凌諸國，霸氣側漏，應對外謙虛友好，寬容大度，應得饒人處且饒人，莫起兵戈之禍，徒害百姓與軍士。
鬱新看過方孝孺的奏摺，對解縉不安地開口：「若是遞到武英殿，方希直怕是有難啊。」
解縉無奈地添茶，苦澀地點頭：「陽江船廠被劫掠，軍情寫得清清楚楚，而且抓了二百倭國俘虜，證實為倭***士，而非尋常倭寇，由此可見，日本王足利義滿已經將手伸向了我大明，可謂是不宣而戰，我堂堂大明對等宣戰倭國，合情合理，有理有據，如何能反對，還讓皇上寬容，遵太祖不征討之旨，當真是荒謬！」
鬱新拿著方孝孺的奏摺，很是為難。
自己與解縉反對朱允炆將事態擴大，不出動水師追蹤與剿滅陳祖義，不對倭國作戰，歸根到底，不是因為不想支援，而是因為國內問題太多，西北事，北平事，耗費了朝廷太多人力、物力、財力，經不起更多折騰。
當朱允炆勒緊腰帶，下定決心收拾陳祖義時，解縉與鬱新是點了頭的，戶部尚書夏元吉都沒反對，而是旗幟鮮明地支援為陽江戰死的軍士報仇，奪回船匠，朝臣中請戰派居多，在這種情況下方孝孺唱反調，不是出於現實的困難，而是出於儒士的寬仁，這就有點胡扯了。
儒家的寬仁，不是佛教的光，啥時候也普照到了敵人腦袋上？
誰若是對殺了陽江軍士的倭人說一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估計朱允炆會先舉起屠刀砍他全家，然後放下屠刀，回武英殿繼續當自己的「佛」。
國家有國家的尊嚴，有國家的底線，人家都不給你尊嚴，踐踏你的底線了，你還眼巴巴地湊上去說，你打了我左臉，我還有右臉可以給你打，哪怕你把我打成豬頭，我也是寬仁的，博愛的，咱們是好朋友，我不會對你動刀子。
這種邏輯與思維，迂腐到鬱新都感覺到可怕，可偏偏這迂腐的話語是一個大儒說出來的，他的背後，還有著一個個信服他的人。
鬱新嘆了一口氣：「是有些荒謬，可這奏摺已送到內閣，想來六部也已知曉，朝臣都在看著內閣與皇上的態度，若擬寫反駁之詞，為方希直髮聲者必眾，明日你我便會被他人攻訐彈劾。若不作處置，直接轉給皇上，也必會被皇上斥責。」
解縉頭疼就頭疼在這裡，方孝孺背後有一群儒生，不說一呼百應，但喊一嗓子叫個三五十號人還是有可能的，雖說自己不怕彈劾，但也不想總被人摁著罵啊，鬼知道這些人能想出什麼詞，萬一牽強附會，把自己給拉下去，可就真冤枉了。
「遵本心吧。」
解縉下定了決心，不能什麼事都讓朱允炆抗，自己需要有當盾牌的覺悟。無論是水師對陳祖義，還是大明對倭國宣戰，這都是政治正確的事，自己理應去做，也不應畏懼。
立場，不取決於別人的聲音在哪裡，而取決於自己的腳站在哪裡。
鬱新看著解縉揮毫，寫下了一段評判：
希直言，婦孺聞尤唾之。
臣縉進言，革其思政學府博士之職，以觀後效。
簡單的字，透著滿滿的嘲諷，帶著反擊的刀鋒。鬱新擔憂地看著解縉：「如此一來，你與方希直之間就沒轉圜餘地了。」